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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国的力量本来就比较薄弱,从开创基业之初直到最后消亡,一直没能出现曹操那样战将如风谋士如云的辉煌局面,人才匮乏一直困扰着决策层,否则也不至于“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造成这个悲剧的根源何在呢?靠人治而非法治,或者说机(构)治,排斥魏延是大错,重用马谡更是大错。
文章摘自《名将之死》 作者:张锐强 出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所谓“反骨”的说法当然只能是小说家言。解剖学告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只有二百零六块骨头,谁也不可能单独在脑后多长出一块“反骨”。魏延所谓的“反叛”,其实是诸多原因造成的过激反应,反叛并无实据。
还是先来看看史实。根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诸葛亮在军中自感将不久于世,便背着魏延召集长史杨仪、司马费袆、护军姜维等人安排后事,决定“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文件精神按规定要传达到“军级干部”,却偏偏将“军级干部”魏延无端排除在外;如此违反组织原则安排后事已经相当不合适,偏偏作出的又是这样一个经不起推敲的错误决定,而来执行这个错误决定的偏偏又是个错误的人。
杨仪与魏延,类似晁错与袁盎,形同天敌。二人“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魏延传》更是直接形容二人“有如水火”。这样一个政敌突然之间出来主持大计,魏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不服调度,可谓本能反应。听到费祎转达的文件精神,他差不多要跳起来:“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亲府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可谓大义凛然,意思是丞相虽然病故,但我自己还有主见。亲属和随从官员护送他的遗体回去安葬就行,我可以率部独当一面,继续完成北伐大业,不能仅仅因为丞相去世就放弃既定国策。在大厦将倾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来作此表态,应该说是很难得的事情,总让我想起诸葛亮当初“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为了蜀汉事业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约也不愿因为自己身死而放弃北伐大业,魏延最起码也是精神可嘉吧?
后半部分的确经不起推敲,有意气用事、不顾大局、辜负组织培养的嫌疑,和他的身份地位很不相称,但是假如大家都知道杨仪是个什么人,大约也就能够理解。当马岱送回魏延的首级,向杨仪交令时,后者起身用脚踏着怒骂:“庸奴,复能作恶不”,直到回去“夷延三族”,方才消了心头恶气。等一切安定,他“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谁知只当了一个劳什子“中军师”的官,“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也就是说只是个闲职,实际是被朝廷挂了起来,于是心里十分恼火,竟然这样对费袆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意思是那时我兵权在手,如果带枪投靠魏国,哪至于只弄这么个小官呢?真是悔不当初!如果说魏延不听指挥也有伸手要权要官之嫌,那么杨仪则完全是一副赤裸裸的野心家嘴脸,一门心思要当接班人。碰到这样一个人指手画脚,别说魏延,就是脾气再好一些的恐怕也未必能够听得进去。可以想见,假如诸葛亮不隐瞒真相,把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他肯定不会走这个极端。
如果按照籍贯划分,费祎与魏延还是老乡,无论彼时还是现在。费祎是鄳县(今河南信阳市罗山县)人。鄳县跟义阳一样,开始属于荆州江夏郡,后来属于荆州义阳郡,乃至西晋的义阳国。当然,那时费祎不会跟魏延论老乡关系。不是时候。因为魏延不但不听,反倒进一步要求费祎也留下来,两人联名下文号令诸将,继续与魏军周旋。这事费祎肯定不能干。他忽悠魏延说:“我回去劝劝杨仪。他是文官,不懂军事,肯定会同意你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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