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历史上有趣的事,尽在历史趣闻网!
首页 > 文史博览>正文

梁启超胡适惺惺相惜:曾有误会有怨恨但又相互认同

来源:历史趣闻2018-01-09 20:13:11责编:admin人气:15
字号:小号|大号

梁<a href=http://www.lishiqw.com/renwu/xiachao/xiaqi.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启</a>超胡适惺惺相惜 曾有误会有怨恨但又相互认同

梁启超并不是个守旧的人,他只是觉得,以旧文化排斥新文化和以新文化排斥旧文化,都不是很好的办法,都有害于中国文化的建设。他主张采取调和的、兼容的、共存共生的办法,以为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在未来的世界上发生影响。由此可见,梁启超的眼光比新文化派和旧文化派都看得更长远些,也多亏了有他和胡适这样的提倡者、维护者,为中国文化保存了一些根柢。

说到新旧之争,梁启超是过来者,他也是信过进化论的,以为新的一定能胜过旧的。而且,发生在二十世纪之初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史学革命”,梁启超都是发动者和倡导者。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多,他对文化革命中的过激态度和行为则多了几分忧虑和不安,他担心,对待文化传统的偏激,也许会使中国人丧失安身立命的根基。所以,他总是试图调和新旧之间的矛盾。在白话诗的争论中,他也是这样做的。1920年初,梁启超旅欧归来,恰逢胡适首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出版,在那段繁忙的日子里,他居然挤出时间读了散发着墨香的《尝试集》,并致信胡适表示祝贺:“《尝试集》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梁启超的态度应该让胡博士感到欣慰,尽管他已得到周围朋友普遍的赞扬,但毕竟这是从另一阵营传来的声音。他批评那些守旧的老先生,“忽然把他(指白话诗)当洪水猛兽看待起来,只好算少见多怪”。这些守旧的老先生多是梁的旧友,他们正翘首以待梁任公归国,要他担当起纠正文化发展方向的重任呢。但梁启超却让老先生们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他一回国,就敏感地发现了新的时代正呼唤着新的文化,白话诗正是新文化的代表。何况,他引为自豪的是,他不仅不是白话诗的反对派,十七年前,在《新民丛报》上,他就说过白话诗应该提倡。言外之意,你们现在搞白话诗,还要尊他为前辈呢。

但是,梁启超对于白话诗的支持和赞赏都是有条件的。他在1920年10月18日致胡适信中说得非常明白:“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梁启超年谱长编》)他这里所说的“正作一文”,大约就是后来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与其说梁启超“稍有意见”的是白话诗,不如说是一些人对待白话诗的极端态度。他说:“至于有一派新进青年,主张白话为唯一的新文学,极端排斥文言,这种偏激之论,也和那些老先生不相上下。就实质方面论,若真有好意境好资料,用白话也做得出好诗,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诗。如其不然,文言诚属可厌,白话还加倍可厌。”他还说:“讲别的学问,本国的旧根柢浅薄些,都还可以;讲到文学,却是一点儿偷懒不得。”

胡适似乎没有领会梁启超的用心,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抱怨:

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陈独秀书信集》)

胡适所谓“旧事重提”,说的就是1915年以来他与梅光迪、任鸿隽等朋友之间关于白话文学的争论,当时,除了女同学陈衡哲支持他,几乎所有同学都是他的反对派。他深深感到了一点寂寞和失望,不禁感叹道:“一年多的讨论,还不能说服一两个好朋友,我还妄想要在国内提倡文学革命的大运动吗?”但是,当他在1916年10月写信给陈独秀先生,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个条件,并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却得到了国内一些青年学者如钱玄同、常乃德等人的支持,陈独秀特别撰文指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梁启超始终相信,革命,特别是文学革命,总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他说:“白话诗将来总有大成功的希望,但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等到国语进化之后,许多文言,都成了‘白话化’。第二,要等到音乐大发达之后,做诗的人,都有相当音乐知识和趣味,这却是非需以时日不能。”而且,也须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新诗写作的实践中去。就像当年胡适放弃与朋友们的争论,投身于白话诗写作一样,晚年的梁启超也对白话诗写作发生了兴趣。他也许写不出《尝试集》一类的白话诗,但他写了不少半推半就的“白话词”,并总是抄寄胡适请他指教。《梁启超年谱长编》中保存了三通梁启超致胡适的信,分别为1925年6月22日、26日和7月3日,涉及新词六首。今日发现一批梁启超写给胡适的信,共十一通,其中论词四通,有两通我们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已经见过,另有两通则不见于梁启超已发表的任何文字,信中所抄词作,均未收入《饮冰室合集》,应是合集之外的“遗墨”。这也说明,梁启超与胡适的许多交往,至今还在公众视野之外,甚至不为学界所知。

从胡适这边说,与梁启超交往,或许还有一些顾虑,不能不顾及同一阵营其他人的感受。陈独秀就曾致信胡适,提醒他:“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陈独秀书信集》)胡适在复信中有所辩驳,陈独秀马上表示:“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傅斯稜也曾写信给胡适,责问他:“你是最拜倒这滑头文学家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所拜倒他的是什么东西,难道是研究系的势力么?”(《胡适来往书信选》)梁启超曾批评胡适不该逃避政治,他的好朋友丁文江也帮助梁启超做工作,终于促成了胡适的转变,准备创办《努力周报》。但他的另一些朋友,像高梦旦、王云五、张菊生、陈叔通,却劝他不要做“梁任公之续”。他在日记中写道:

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当《每周评论》初办时,我并不曾热心加入。我做的文章很少,并且多是文学的文章。后来独秀被捕了,我方才接办下去,就不能不多做文字了。自从《每周评论》被封禁(八年八月底)之后,我等了两年多,希望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一个公开的、正谊的好报。但是我始终失望了。现在政府不准我办报,我更不能不办了。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却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胡适文集》书信日记卷)

胡适与梁启超有太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主要的倒不在于思想、观点,以及对于事物的看法,而是他们的性情、品格,以及行为方式。所以,尽管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争执,有误会,有怨恨,但他们又能不断地有合作、有认同,你来我往,惺惺相惜。二十年代初,梁启超邀请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欲请胡适等出面捧场,胡适却没有接受邀请,而是借故推辞了。其中固然有傅佩青与胡适的分歧意见,但此时的胡适对梁启超不能说就没有防范心理,他也担心自己和研究系走得太近。可是,1924年春天,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应北京讲学社之邀来华讲学,胡适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泰戈尔的思想主张、人生理想未必与他相契,但他不仅出席了在北海静心斋召开的欢迎会,而且在由梁启超主持的泰戈尔64岁生日会上,用英文致辞,称赞泰戈尔是诗哲,而且是革命的诗哲。前一天,梁启超应泰戈尔的请求,刚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胡适便在生日致辞中向他表示祝贺,并将自己先前所作《回向》一诗,作为生日贺礼送给泰戈尔,一唱一和,配合默契。此前,陈独秀曾致信胡适,告诉他《中国青年》杂志将出版特刊反对泰戈尔,希望他能为此作一篇短文。可是胡适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在这里,或许是他和徐志摩的友谊发生了作用,使得他对这个留着雪白胡子的印度诗人竟也多了几分爱慕,但其自身所发生的微妙变化却也不容忽视。作者/ 解玺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