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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牺牲恩人为何却让魏忠贤权倾天下?

来源:历史趣闻2018-04-16责编:admin人气:2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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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魏忠贤的逻辑,王安既然有罪,只要证明东林人士与王安勾结,那东林人士也就有罪;只要抓了汪文言,这个案子就已是铁定的了。至于汪文言有没有口供,并无关紧要。口供是可以制造的,“证据确凿”绝对不是问题。牺牲掉汪文言,对于东林党人来说,可谓是唇亡齿寒。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第133期,作者:程念祺,原题:《朋党:万历的最大威胁》

明末的朋党,除了东林党之外,还形成了专门与东林党作对的浙党,以及与浙党联合的齐、楚、宣、昆诸党。这两大势力互相倾轧,一般总是借“京察”做文章。所谓“京察”,就是对京官的政绩,进行六年一次的定期考核。按规定,凡是在京察中考核不合格而被罢官的,一律不许重新任用。所以,为了利用京察的机会来削弱对手,这两大势力围绕着那些负责京察的职位,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使党争变得越来越势不两立,越来越险恶,也越来越白热化。

万历“梃击案”

除了京察之外,东林党人还以皇位继承问题为抓手,试图抢占政治高地,战胜对手,以达到最终控制朝政的目的。

首先是“争国本”。万历皇帝不喜欢王恭妃为他生的长子常洛,而要立郑贵妃为他生的常洵为太子。于是,朝中那些东林大臣便以祖宗之法为根据,纷纷上书,要求尽快立常洛为太子。他们言辞激烈,不依不饶,表面上是激于对祖宗法制的忠诚,其实却是想趁机造成声势,控制舆论,在政治上扩大自己的势力,为有朝一日控制朝政而捞取政治资本。这场争论,前后延续十余年,直到常洛被立为太子才告结束。

为了维护常洛的太子地位,东林党人又不断发动攻势,迫使福王常洵离开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地。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对万历皇帝所宠爱的郑贵妃及其势力进行攻击,而且总是要牵扯到其他政敌。在东林党人看来,一切围绕“争国本”的斗争,都能使他们在舆论上占有优势,所以最容易克敌制胜。然而,他们的这种做法,也会迫使对手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进行反击。当常洵被迫回到自己的封地之后,万历四十三年,竟有人将一名无赖带进皇宫,并引导他直闯太子宫,先是用枣木棍击伤守门太监,然后直趋太子殿前。但是,这无赖很快就被守备制服。

这件案子,被称为“梃击案”。以浙党为首的非东林党人,显然不希望东林党人通过此案的审理获益,从一开始就企图草草结案。而东林党人,则希望通过此案的审理,扩大事态,打倒对手。万历皇帝对东林党人热衷此案的目的,是心存疑虑的。他下令迅速结案,并警告东林党人,不许再挑唆他和太子之间的关系。在万历皇帝看来,今后最大的威胁,一定就是朋党。

东林党人的得势

万历年间,东林党人与非东林党人的争斗,总体上是以东林党人的失败而告终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浙党、齐党和楚党也反目成仇。这与一个叫汪文言的人,有很大关系。

汪文言本为胥吏,后来结交了东林人士,于是进京活动,并出钱为自己买了个监生(太学生)。汪是个很有心计的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当时各党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十分熟悉。在他看来,浙党、齐党和楚党虽为同盟,但他们各自的党魁都不过是在互相利用;一旦功成,就会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争斗。于是,他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去离间他们,使齐、浙、楚三党的党魁们相互排挤、攻讦,相互削弱,而至于分崩离析。这三党人士的分裂,无形中增强了东林党人的力量。

汪文言还是一个很懂得投机的人。他看准了太子常洛的伴读太监王安将来是可以“济国事”的,遂倾心相交,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通过他来影响皇帝。王安是个颇识得大体的人物。“梃击案”发生后,东林党人欲穷追猛打,王安却建议太子常洛尽快结案。对此,万历皇帝非常满意。

万历皇帝去世,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反对势力既已分裂,东林党人因有拥戴之功,而深得光宗皇帝的好感。在这样的形势下,那些原来被罢斥的东林人物,因为已任司礼监秉笔太监的王安的建议,又重新回到朝廷。这一切,都与汪文言的暗中活动分不开。据说,当时朝廷起用东林诸人,都是汪文言向王安推荐的。汪文言总是对王安说东林某某人是“清流”,这些人即被委以重任。汪文言那时是王安的中书舍人,负责传递朝廷的各项命令,职位虽低,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光宗在位只一个月,就去世了。据说,光宗的死,与他过度纵欲,又误服了臣下进奉的“红丸”有关。这本是一件讲不清楚的事情,却又成为当时朋党争斗的一个大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