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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者梁启超为何发动护国战争

来源:历史趣闻2018-06-21责编:admin人气: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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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54岁时的留影梁启超54岁时的留影

护国战争作为二次革命之后一次重要的革命战争在史学界久有定评,甚至在当时孙中山就明确的称其为“三次革命”,影响较大的《中华民国史》不但认为护国战争是“中华民国史上一次重要的革命战争”,而且“是一次胜利的革命战争”。

但是,在作为护国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梁启超护国时期的政论中,却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说法,他不但不承认护国运动是一场革命,反而煞费苦心地称袁世凯为“革命者”,这种奇特的对比揭示出改良派的“革命思想”毕竟有它与革命派不同的特色。对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革命”概念做一番剖析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改良派政治思想的复杂性。

台湾张朋园“维护共和—梁启超之联袁与讨袁”一文中曾对梁启超护国时期的政治理论推崇备至,元青、李喜所、耿云志、崔志海等在关于梁启超的传记中对梁氏从拥袁到反袁的过程都有所论列,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九十年代以来,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告别革命”思潮在海内外学界声势颇大,史学界中批评历次革命和革命人物的声音不绝于耳,而且确实也有相当的道理。但是,近代中国陷入代价惊人的不断革命决非偶然,深入研究梁启超这样一个坚决反对暴力革命的代表人物不得不转而亲手发动一场暴力革命的心路历程,有助于理解中国近代政治进步的艰难历史和深刻复杂性,避免对历史简单化理解的倾向。

一、护国时期梁启超在政论中不但不承认护国军是“革命军”,反而称袁世凯为“革命者”

“革命”概念是梁启超护国时期政论的基石,由此自然导出对护国战争性质的判断,表述最为明确的是在《西南军事与国际公法》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交战团体者,革命军专有之名词也,故学者亦称之为革命团体。今欲论西南军政府宜否为交战团体,宜先辨西南军政府是否为革命军。欲辨西南军政府是否为革命军,则当先明革命之意义。革命之意义至简单而至易了解也,曰谋颠覆现在之国体而别建新国体者,斯谓之革命而已矣。今之谋颠覆现在国体而别建新国体者为北京政府中人耶,为云南政府中人耶,我友邦宜共知之。盖革命者非他,即袁世凯其人也;与袁世凯相狼狈者,皆革命党也;数月来北京政府蝇营狗苟之举动,皆革命运动也”。

这篇文章是1916年初为护国军争取国际国内舆论的支持而作,梁启超在此文中别出心裁地抛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革命”概念,把革命等同于任何形式的国体变更,从而本来是革命对象的袁世凯成了“革命者”,真可谓用心良苦。应该强调的是,这篇文章不是孤立的,不是梁氏政论中常见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谋略,表现在梁启超在1915-1916年的许多政论文章中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上述观点。发表于1916年5月的《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中有:“更请仔细覆读此十五通之电文,而印合以数月来之事实,试问袁氏及其徒党之为革命为叛乱,又岂更有丝毫游移商榷之余地者。则更问国中既有此种革命叛乱之人,凡奉职于国家机关者,应否竭其力之所及以讨伐而平定之,明乎此义,则知今兹各省将军巡按使以中华民国守土之官讨中华民国叛国之贼,实为法律范围内应行之权利,不容辞之义务,或者不察,乃反以革命军之名加诸各省,颠倒黑白,不亦甚耶”。又如同一时期的《袁世凯之剖析》一文中抨击筹安会:“在共和国体之下,而忽谋改建帝政,按诸现行约法刑律及各种法令,其为犯革命内乱之罪毫无疑义。……袁氏居大总统之职,综揽行政司法大权,何以坐视此辈煽动革命”。

实际上早在1915年8月底9月初,筹安会刚刚出笼不久,梁启超就迅速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并且清晰地提出了变革国体即革命的概念,为反袁的改良派定下了思想宣传的基调。发表于当时的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有:“常在现行国体基础之上,而谋政体现象之改进,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职也,苟于此范围外越雷池一步,则是革命家之所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当有事也……公然在辇毂之下,号召革命。凡谋变更国体则谓之革命,此政治学之通义也。……而鄙人则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今日反对公等之君主革命论与前此反对公等之共和革命论同斯职志也”。又如几乎同时发表的《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中有:“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的变迁,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前闻。是故吾自始未尝反对共和,吾自始未尝反对君主,虽然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谓国家之大不幸莫过于革命也”。

梁启超在上述政论中反复论证的就是护国运动不是革命,护国军因此也不是革命军,相反袁世凯才是谋求革命的人,而护国运动正是要反对袁世凯的革命,依据就是梁启超的“革命”概念,即上面的“凡谋变更国体则谓之革命,此政治学之通义也。”实际上,很少有人在政论中特别对革命的概念作出定义,因为对革命内涵的理解基本上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常识,梁启超在这些文章里反复提出革命的概念本身已经暴露出梁氏其实是在做手脚。

事实上,尧舜禅让不是革命,武王伐纣才是革命,梁启超在清末与革命派激烈论战期间其“革命”的概念是很清楚的,即所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也”,当时论战双方对于“革命”有着基本一致的理解,也与我们通常的理解差不多,即:革命是以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推翻现中央政权的政治运动。这里面有两个要素,推翻现中央政权是目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是手段。甚至规模较小的暴力行动即使推翻了中央政权,也仅仅被称为“政变”,而梁启超是从来不反对“政变”而且对“政变”很有些偏爱的,因其代价较小。其实,梁启超和革命派的根本政治目的是一致的,即建立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梁启超反对革命的实质是反对革命的手段,即:“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梁以为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难以控制的巨大灾难,这是他的真知灼见,也确实被他不幸而言中了。

袁世凯称帝虽然是以暴力胁迫,但从没有想以大规模的战争手段来达到目的,甚至如果袁世凯能够预见到大规模武装反抗的发生,未必有胆量推行帝制。真正主动发动大规模战争以推翻袁世凯为首的腐朽中央政权的,正是以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反袁势力,但就是这样一场完全正义的得到国内外广泛支持的革命战争,梁启超还是不愿承认其革命的性质,这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中间势力在现实政治环境中的两难处境:既害怕革命,有时又不得不革命。

对比两个对“革命”的定义,可以看出梁启超在护国时期的政论文章里,故意地偷换了“革命”的概念,具体是从“革命”的内涵中抽去了“革命的手段”,即“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而这本来是他反对革命的根本原因。护国运动中发动暴力战争的是梁启超一派,从理论的一致性出发,他应该坚决反对的正是他自己。面对自相矛盾的尴尬,梁启超所能做的也只有偷换概念了。通过偷换概念,任何形式的改朝换代都被称做“革命”,所以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也成了对于民国的革命,而梁启超参与发起的暴力战争反倒成了反对“革命”的一种行动,这样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一个自称始终反对革命的改良派的面目。

简言之,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他不得不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两点:

第一,是为了保持其作为改良派政治态度的前后一致性。因为护国运动无论其暴力的发端还是开启以后十年军阀混战的动乱后果,都正是梁启超当年与革命派论战中所坚决反对和深以为惧的。自己一贯反对的,一旦为之,其自相矛盾之处,自不待言,而梁启超本人是不情愿明白承认的,并且要以他的生花妙笔加以粉饰。

第二,是为了迎合当时国际国内的保守势力。革命思想在辛亥前后曾经风靡一时,但由于民初政坛纷扰,民心逐渐厌乱,在华的外国势力也不支持反抗中央政府,这是二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梁启超自然不愿重蹈覆辙,护国军起义后两个多月陷入孤军苦战的困境,甚至濒于“全军覆灭”,护国期间香港的英国殖民政府和越南的法国殖民政府曾经给梁启超进入广西设置了很大的障碍,也反映了他的担心不无根据。1927年大革命特别是1949年之后,“革命”一词日渐尊贵,史学界轻易不肯把“革命”的尊号加之于象梁启超这样的改良派头上,殊不知在1916年梁启超对此尊号避之惟恐不及,生怕得罪了列强在华势力和国内的保守厌乱势力,世事变迁真是难以逆料。

二、在帝制发生以前,梁启超对袁世凯政府早已绝望,是袁世凯为首的保守派逼迫梁启超代表的改良派不情愿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改良派走上革命道路通常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革命形势空前高涨,当时的保守势力已经注定灭亡的时候,改良派因其内在的进步性,决不会为旧势力殉葬,而是会顺水推舟与激进派合作,共同推翻腐朽势力,辛亥革命时期的梁启超和立宪派正是这一立场,这时改良派在革命中起辅助作用;

另外一种情况是,当激进派力量遭受重大挫折,保守势力空前猖獗,种种复古倒退的专制统治措施使改良派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最后面临被彻底消灭的危险,这时绝望的改良派也会拼死反抗,而且由于此时革命派势力薄弱,改良派甚至会在革命中起到领导作用,从二次革命到护国战争时期的梁启超和进步党正是经历了这一过程。

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派的理论家自相矛盾到了不得不偷换概念的地步,这既是他的尴尬,同时也是他的光荣,因为他从此超越了改良派理论的局限,开始了领导一次革命的辉煌一页。但是,从改良派的首领到发动革命,这样大的转变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从希望到绝望的痛苦过程。

辛亥革命以后,梁启超始终支持袁世凯,打击革命派,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出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实际上是熊内阁的灵魂,甚至在熊内阁下台之后,还担任币制局总裁、参政院参政等职,但是就在梁启超献计献策,积极参加袁世凯中央政权的过程中,处处碰壁,一事无成,逐渐认清了袁世凯独裁专制的野蛮政治思想,明白了在袁世凯的统治之下,即使是温和民主派的开明专制思想也决没有实现的可能,从而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似乎除了反袁之外真的是无路可走了,这正是梁启超一派发动护国战争的思想基础。

1914年年底,梁启超在极度失望中辞去了币制局总裁的职务,这时他对袁政府的不满已经难以抑制,以至于溢于言表,这突出表现在1915年1月发表的《大中华发刊辞》中:“呜呼!我国民志气之消沉,至今而极矣……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今也取国家组织社会状态,凡百欲复辛亥以前之旧,寖假而复戊申庚子以前之旧,寖假而复戊戌甲午以前之旧。微论其不能至也,勉而至焉,将焉取之。经曰:与乱同道罔不亡。清曷为亡,而乃踵其武惟恐不肖”。这篇文章不仅尖锐抨击了袁政府的复古倒退,甚至称袁政府正在踵亡清之武,将同样走向灭亡,措辞严厉之至,这是前所未有的,已经是一种相当决绝的态度。

紧接着同样在1915年1月发表的《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更加清晰地表达了在当时黑暗政治环境下梁启超结束其政治生涯,实际上是与袁政府断绝关系的个人立场:“吾历年之政治谈,皆败绩失据也……要之,所获之果,殊反于吾始愿所期。吾尝自讼,吾所效之劳,不足以偿所造之孽也。……顾吾至今乃确信吾国现在之政治社会,决无容政治团体活动之余地……吾政治生涯之全部,且将终止矣”。从这时起,梁启超不再对袁世凯政权采取合作的态度,不但不再想参加政权,甚至觉得象在晚清那样作一个有影响的政论家间接改良政治,在当时也根本不可能了,不久以后发表的《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中有:“吾但为直接了当之一言,抉其情实,吾中国今日並国会其物而无之,则一切政谭,何缘有反响以及于政局。……又见乎每一政策之建议,其不见采用者无论也。或见采用,势必改头换面,与原议之精神,决未由吻合。就令不尔,而及其奉行之际,恒支离不可究诘,能使建议者深自怨艾,悔不如自始不建此议,尚不至流毒于世,盖吾年来此种感触泛于脑际者已不知几度”。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梁启超从1915年初就对袁政府采取了一种近乎断绝关系的不合作态度,表现在对袁世凯的笼络表示,如2月12日聘梁为政治顾问,3月31日聘请梁考察沿江教育事宜,梁启超均谢绝。但是,梁启超对袁世凯的不满以至于绝望,在当时不存在革命形势的情况下,还没有发展到反袁革命的阶段,梁所采取的立场,也仅仅是政治上消极无为的不合作,而把精力投入更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教育方面,其积极的表示是对当时以尊孔为招牌的复古文化逆流予以抨击,比如1915年2月发表的《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一文,以“今祀孔典礼则已颁矣,国之元首既临雍以为倡矣”开头,以“此种尊孔之法,无益而有害也”结尾,点名批评了复古逆流的始作俑者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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