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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为何对胡适“前恭后倨”

来源:历史趣闻2018-08-02责编:admin人气: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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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唐君毅与程兆熊、徐复观、牟宗三合影(从左至右)。

1979年下半年,著名学者徐复观在香港《明报月刊》第十四卷第九期发表《历史的曲折》一文,

内容为同年7月他在台北《中央日报》文史副刊读到一篇文章,谈1947年筹开制宪大会前后,蒋介石邀请北大校长胡适加入国府及担任行宪政后的“行政院长”这一往事,作者引有“物证人证”,“都是可信的资料”,勾起他当年的一些记忆。

徐复观说:“请胡先生担任行政院长一事,在我的记忆中,曾由胡步日先生提出过,当即被蒋公拒绝了。有一次,小组散会,大家起身要出去,走到小厅门口,步日先生突然向蒋公说,‘为了应付目前的局势,似乎可请胡适担任行政院长。’蒋公连说两句‘他不行,他不行’,我们就走了。当时我心里感到胡步日先生太天真,太莽撞……”

我一点不怀疑这一细节的真实性,这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从史料的角度,应当算是一则新材料,若再结合其他史料,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蒋介石在这件事情上曾经反反复复或犹豫不决。徐复观从事学术研究之前,有过一段从政经历,并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和关照。1948年,徐氏因胆囊炎入住中央医院治疗,蒋问过陈布雷“复观已愈否”,并赠送医药费黄金十两,可见关系非同寻常。徐复观说“当年除参加官邸的宣传会报外,还参加过一个没有名称的小组,每周有与蒋介石见面的机会。这个小组共有五位到六位人士参加,胡步日先生便是其中之一。”胡步日即胡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曾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校侍从秘书,时为第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以我看到的资料,这个“没有名称的小组”,就是陈布雷生前最后主持的一个小机构,是为每周“官邸会议”做准备工作的,参加者均为中央组织机构和宣传部门负责人,徐复观时任主任秘书。这个机构“罕为外间所知”,这是陈布雷的一贯风格,办公地点就在南京湖南路508号陈布雷公馆内。这个没有名称的小组,前后持续有一年多时间,陈布雷自杀后,由黄少谷继续主持,直到国民政府迁至广州才告结束。其时徐复观已在香港,远离中枢,高层内幕不得与闻,后来蒋提议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他是听来的,也就不奇怪了。

徐复观这篇文章很短,不出一千字,但有深意,我是读了两遍之后,才有所悟。原来,他是想说蒋介石从内心根本看不上胡适,并不认为可以做“行政院长”,关于这一点,外界有所不知,他本人在当时“完全赞成蒋公的看法”,甚至说“参加此小组的先生们,除彭昭坚(当时内政部长)先生已逝世外,都还在台北”,言下之意,这些人可作证明。因此,“寻常人很难通过材料以把握一位伟人的心态”,他说的“伟人”,是指蒋介石。

“寻常人”确实很难通过一般材料来把握历史人物的“心态”,但“寻常人”则能透过可见的文献和史料对史事作出自己的判断,更何况“伟人的心态”往往和“寻常人”一样,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当年这件事是如何“潮起潮落”的。

若说蒋介石改变态度,萌生邀请胡适入府之念,那么,最早应可推到1946年11月前后。此时国民大会即将召开,胡适为当选代表,蒋即给胡适发一密电,“先生为当选代表,德望允孚,举国景仰,务希即日命驾”,仅为此事而发一电,未免突兀,必有原因。

1947年1月15日,蒋介石约傅斯年午饭,“座中无他人”。蒋提出一件事,他觉得小党参加政府不易,希望在“社会贤达”方面做工夫,所以想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以傅斯年的性格,是有话必说,直言“此事不妥”,若为政府考虑,在外应有帮助政府之人,必要时说说话,“如皆在政府,转而失效,即如翁詠霓等,如不入党,不在政府,岂不更好”?蒋说:并不请胡适入党。傅又说:北大不易办,校长实在不易找人,蒋则说“可以兼着”。如此谈了许久,蒋介石没有放松,傅答应写信通知胡适。后因发高烧住院,在给胡适的信中只说“有一事”,却未细谈。1月24日,王世杰奉命来问下文,傅对他发了一通议论,王一听就说:此事错托人了,“不过受人之托,不要从中打岔”。王世杰是去东北视察,蒋让他先到北平去见傅斯年和胡适。

傅斯年作为胡适的学生,最不赞成胡适加入政府。尽管认为“自由主义者各自决定其办法与命运”,但还是对胡适坦率说出自己的六点看法,其中最鲜明的一点,“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在今日政府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时候,“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

2月6日,胡适接到傅斯年的信,立即作复说: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蒋先生应该充分抬出党内最有希望的自由分子,给他们一个做事的机会。此次政府改组,以哲生组阁为相宜,雪艇次之。哲生,即孙科,雪艇,即王世杰。

2月22日,王世杰再晤胡适,大概从东北归。王本人是主张胡适当行政院长的,却不赞成做国府委员,认为“无聊,不该牺牲他”,这话是他当面对傅斯年说的。是夜,胡适担心王世杰会再发电报来,又赶写一信,称分手后细想,“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敢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紧要关头究竟有点用处。我决不是爱惜羽毛的人,前次做外交官,此次出席国大,都可证明。……我愿意做五年或十年的北大校长,使学校有点成效,然后放手”。

3月5日,蒋介石给胡适一函:“日前雪艇兄返京,极称先生坚不愿参加政府,但愿以私人地位匡辅国家,闻之心感”,为避免社会怀疑此次政府革新政治的诚意,“用敢重违尊意,推定先生为国府委员。倘因时间匆促,不及于发表前商得先生之同意,尚望体念时局之艰难,务请惠予谅察”。

这就是蒋介石,一旦决定,不由分说。消息透出,傅斯年“至为惊愕”,北大教授及高层行政人员汤用彤、饶毓泰、郑天挺等人“逖听之余,深感惶惑”,即致电教育部长朱家骅,“窃意北大方始复员,适之先生万不能中途离校。国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决策机关,更不宜由国立大学校长兼任委员。此事倘经实现,不惟妨碍北大前途,又与大学组织法不合”。

胡适也发一电,交朱家骅转呈蒋介石,再次陈述不能参加政府的苦衷,“万一命下之日,学校人心解体,不但北大蒙其害,亦甚非国家之福”。3月13日,胡适到南京,参加中央博物院理事会、中基会预备会,蒋介石邀约晚餐,对他说“如果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 ;3月17日,王世杰又奉命来谈:院长可以不做了,但以无党无派代表参加国府委员会。胡适坚持说“不可”;次日,蒋再约胡适,坚说国府委员不是官,每月集会两次,“不必常到会,可以兼北大事”;并承认当年邀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等人入党“那是错误”,希望胡适一定考虑国府委员的事。蒋还问起了胡太太,胡适说“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蒋介石笑说“这不是官”。

4月2日,北平行辕李主任转蒋介石特急密电交胡适,“中正对于延请先生参加国府,固出于平生向慕之忱,实亦以国家与政府殷切之需要为前提。……必当尊重兄意,不欲相强。吾人志趣相同,苟增(?)利于国家,想兄亦不必坚却。既承尊示,容当再加考虑”。4月5日,胡适发一短电给蒋,仍表示不可,由朱家骅转交。4月19日,北平市长何思源再转一电交胡适,“微电(五日)敬悉。此次尊重兄意,不克延致,殊为耿耿。若有两全之道,则必借重以慰群望也……”蒋终于接受胡适的“谢绝”。

4月22日深夜,胡适给傅斯年一长信,“我此次居然得逃学,此中深得骝先、雪艇两公大力,(他最后又去说一次,十七有电报告)已有电去道谢了。但你最后一信也有极大关系。我若不得你此信,决不能知道蒋公所谓‘他已答应了’的心理……”骝先,即朱家骅;胡适信中说的“他最后又去说一次”,是指王世杰;4月16日日记中有记:早起得雪艇兄十六日电云:遵嘱已再转陈,大概可以办到。我十分高兴!雪艇是慎重人,他发此电,必是已有把握了”。

(二)

当年所谓“密电”之类,随着时间推移,在今天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在当时,胡适力辞不就,是为保持一以贯之的“独立”地位,即为国家保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紧要关头,有点用处,但并不排除他本人对中国政坛趋势的整体判断,他对王世杰这样说过:“若我今日加入国府,则与青年党、国社党有何区别?”蒋介石改变主意,再三邀请,固然出于对全局的某种考量,甚至是来自美国的压力,但所释放出来的诚意,还是真实可信的。中国政坛历来相互倾轧与争斗,要说诡异也诡异,要说简单也简单,在当时复杂多变的局势下,蒋介石这位“最高领袖”也有殚精竭虑、左右权衡的时刻。

徐复观“听说接胡适先生充驻美大使的人发现胡先生的办公桌抽屉内,积压着许多应办的公事,并且乱堆乱放,乱得一塌糊涂”,因而认为“他是一个带有名士气的书生,假使真请胡适先生当行政院长,会弄得天下大乱……”这不过是一种推测而已。从胡适使美外交文件手稿史料中可以知道,胡适在任四年,“来去电文已公开发表者约五百余件,其中胡适亲拟去电约八十余件”,这些电文手稿“文字清晰,字意清楚,为浅近文言文,杂以少许白话文,仍不失原意,稿中极少用旧典。……可供了解胡适当年草拟外交文件的态度和忠诚谋国的精神”。胡适在大使任上,公私分明,“个人支出,取自薪金及演说所得稿费,大使公费则为使馆同人执行公务之补贴”,胡适卸任之际,美国报纸刊物纷纷发表惜别文章,“使胡本人感觉困窘”。如果说,胡适真出任“行政院长”,是否一定就比翁文灏更为合适,这个谁也说不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对大局的判断上,以及为人处事方面,胡适无疑要比翁文灏高明许多。

徐复观还透露:“有一年蒋公向我们表示,反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蒋公这一决定,我是由衷的赞成。但为了争取团结,我当即向蒋公说‘此事应由我们大家负责进行,总裁不应露面’。自此以后,有关总统副总统选举的问题,即未被邀请参加。所以蒋公曾邀胡适先生竞选总统一事,我到香港后才略有所闻,还以为是笑谈。”

1948年上半年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召开,两次预备会议,公推胡适为临时主席,讨论主席团选举办法。3月30日这一天,蒋介石对王世杰说,曾考虑了多时,不愿当选总统,但愿担任行政院长,因为在现行宪法之下,权力将受到过大的约束,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戡乱工作会受到影响,因此想请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要王世杰去谈。王与胡适先后谈了三次,胡适鉴于蒋的态度“如此诚恳”,最后说“让蒋先生决定吧”;第二天,却又迟疑起来,感到这一决定“未免太匆促了”,请王世杰再去对蒋说“最好能另觅他人”。

胡适并非不清楚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既要考虑对行宪的落实,又不至于大权旁落,自己才成为蒋眼中比较妥当的“搭档人选”,但又知道“自己的性格并不能与蒋的性格协调”。事实上,在国民党内部根本不可能接受“由本党提出党外人士为候选人”,4月4日,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否决了蒋介石的提议,除吴稚晖、罗家伦两人赞同外,其余中央委员“都是坚决主张蒋主席必须为总统候选人”,蒋只有决定仍由自己来当这个总统,“如他拒绝为总统候选人,必有别人出来竞选总统,将来的结果必定很坏”,至于副总统人选,由党员自由竞选,中央不提出候选人。这一点,徐复观说的是对的,蒋“反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王世杰当天就把消息告诉了胡适,胡适内心“特别愉快”。会议期间,仍在借校铁琴铜剑楼瞿氏藏明抄本(水经注)。胡适每次到南京,喜欢住在鸡鸣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楼上,那里有大量的史籍可资使用。但此事并未真正结束,及至地质学家翁文灏出任行宪后的第一任行政院长,推行货币改革失败,遭立法院质询,11月3日,决定内阁总辞。蒋介石作为当选总统,以宪法之规定,总统仍具有一定的“提任之权”,他再一次想到了性情温厚、为人处事平稳的胡适,派人即往北平,甚至说:“好了,你现在就去北平请胡先生来担任行政院长,所有政务委员与各部会首长的名单由他开,我不加干涉。”胡适在11月22日记中对此有记载,“陶希圣从南京来,奉有使命来看我。可惜我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他对陶希圣说:“这是美国大使馆及三两个教授的主张,那是万万做不得的!”11月26日,孙科接任行政院长,一度以组阁困难而请辞,直至12月22日才公布新内阁名单。

徐复观这篇文章,写在胡适去世十七年后,借他人之文引自己的一段回忆,却给人一种对胡适的轻慢态度,尤其是讲到蒋介石当时的那种反应“他不行、他不行”,现场感极强,确实是一位很会写文章的人。徐复观弃政从学后,无论治学理念或政治态度,还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与胡适在许多方面存在分歧,这是一个基本事实。1961年11月6日,胡适应邀在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英文开幕演讲中,说了几句自认为是三十年前的老话,“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文明可说……”中译稿见刊后,立即引起台湾学术界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在异议者中,徐复观率先开炮,出语激烈而刻薄,“胡博士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为得点残羹冷汁,来维持早经摔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

徐复观执笔写文章、从事学术研究是在1949年之后。短短七八年间,文名既起,既得益于他的学识修养“积之也厚”,也在于文字中的那种激荡情怀,被一些人认为是“自由中国的第一枝笔”。他的学术主张中最积极的一面,“便在把儒家精神、人文主义精神与民主政治沟通汇合。……他不是梁节庵,不是陈同甫,而是陆宜公朱紫阳与黄梨洲的混合一体”。在徐复观看来,“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文化,同样也不能正视西方的历史文化”,他对胡适的抨击就不难理解了,只是谩骂的口吻,有失稳重,此时他已是快六十的人了。

1958年4月,胡适接长“中研院”不久,徐复观给胡适写过一信,推崇备至,“此次得瞻风采,不减当年,真国家之福!……先生个人学养,与日俱深,即国人对世界文明之感染,亦未尝无若干进步。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仅仅三年多后,则一改对胡适的尊敬,甚至出言不逊,可见之间已有隔阂。胡适对他也有看法,对身边的胡颂平说起过:这个人有自卑感,又有优越感。有自卑感的人一定也有优越感,喜欢摆臭架子。他来时你不见,可能得罪他。所以他来了,我特地想些话给他谈,不给他多谈几句,他不过瘾的。

徐复观在文章中最后写道:这种历史的曲折,叫后人如何取向,又如何判定呢?他认为还是“保持蒋公‘知人则哲’的地位,比较更有意义”。这种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诚如徐复观本人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乙集“自序”中所说“在现实政治中本找不出圣贤,便不能希望搞现实政治的人放弃个人权力的欲望”,而以今天的眼光,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爱国主义者,已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否为“圣贤”,甚至是“伟人”,历史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