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败局与蒋经国的“打虎”失败无关

摘要：蒋经国上海“打虎”的功过、成败要从中国近代金融货币说起。

一、杨天石先生之误

在贵刊今年第9期看到一篇杨天石先生的大作《蒋经国“打虎”为何失败》。杨天石教授是我敬佩的大陆学者，尤其是杨教授对蒋介石先生的研究，无论史实考证，功过评断，皆很严谨，足以成一家之言。但是关于蒋经国“打虎”一事，杨教授对整个事件的历史背景、“打虎”70天蒋经国碰到的问题、“打虎”草草结束的原因等关键性的大问题的了解都不够深入，也不尽正确。杨教授的结论：“豪门越‘豪’，处理其贪腐，就应该越坚决、果断、及时，这就是历史的教训。”是简化了历史因果关系，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用泛道德的理由来解释。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国民政府抗战后经济大崩溃。“打虎”根本是当时外行的经济部部长王云五幻想出来的错误政策，根本就没有可行性，“打虎”的任务注定失败，把问题归咎于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实在离了谱。

至于“打虎”打到孔令侃的史实考证，目前相关资料除蒋经国日记（沪滨日记），还有蒋经国书信集、蒋介石日记、总统事略稿本、王回忆录等。

事实的情况是，查了扬子公司的仓库，蒋经国呈蒋介石函说“并无不法”。王回忆录也特别提到所谓蒋经国得罪孔令侃，孔向宋美龄告状，宋又压迫蒋介石等等，纯系小说家言，绝非事实。当时在国共斗争期间，左派报纸煽动丑化国民政府无所不用其极，扬子公司案涉及孔、宋、蒋三大家族，当然要抓住机会极尽丑化对手之能事。但扬子案迄今找不到不法的确切证据，退一万步想，扬子案找到证据了，蒋经国也六亲不认地严惩了孔令侃，蒋经国“打虎”就会成功吗？

事实上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财政已经进入绝境，蒋经国上海“打虎”必然失败，成功失败都与扬子案无关。

至于“打虎”，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的原因，在沪滨日记中说得很清楚，其过程及结果完全不出张公权的预料。我们看以下蒋经国的日记（详见《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199页）：

九月二十九日

今天起得很早，心中非常的忧烦。工作的环境，一天比一天来得困难，米的来源缺乏，小菜场的秩序还是很乱，有若干的小工厂已经被迫（因为没有原料）停工。

十月四日

自星期六开始，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一方面因为烟酒涨价。同时亦因通货数量之增多，所以造成了今日之现象。目前抢购之对象，为纱布呢绒等物，恐怕将来要以米为对象了。

十月六日

抢购之风，虽比较好转，但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解除。米的来源，空前的来得少……

十月九日

再加上××（扬子）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处理，问心无愧。但是，四处所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凡是不沉着的人，是挡不住的。

十月二十八日

九时到行政院，继续参加经管会议。大家都主张让步，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工资可调整，百物都可合本定价，换句话说，一切都照旧放任了。

十月三十日

粮食问题，仍然无法解决，不是商人投机囤积，便是地方阻进……做烧饼油条的人，领了配给粉之后，不去做烧饼，而以面粉卖黑市。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上海整个经济情况日渐恶化。所有违反经济规律、市场原则的恶果一一浮现，整个局面失控，中央决定取消一切管制措施。蒋经国在十一月二日的日记中，沉痛地记载：“限价已经开放，七十天来的努力，已一笔勾销。回想起来，真是惶恐万分，今日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自己未能尽责完成任务。”

从蒋经国日记，我们已经充分了解蒋经国“打虎”的经过，遭遇的困难，以及最后失败的原因。最后是中央在限价无效，又引起诸多后遗症以后，决定取消限价政策。对照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公权先生对蒋介石先生的警告，我们知道问题的根源是物价管制政策根本是一个错误，整个事件的失败与扬子公司可以说毫无关系。

二、从统一货币说起

蒋经国上海“打虎”的功过、成败要从中国近代金融货币说起。

南京政府成立之后，首要之务是建立金融秩序、统一税收、发行纸币、放弃银本位、建立中央预算制度。参与其事者孔祥熙、宋子文、张公权等皆有西方财经知识，深得蒋之信任与授权，他们都勇于任事，敢作敢为。1933年国民政府利用“一二八”淞沪战役后内地白银短缺，1935年美国实行白银政策，国内巨额现款外流，金融枯竭之机会，断然颁行法币政策，一举把中国货币推向现代化，废除两千年以来落伍的金属货币，使中国的现代化向前迈进一大步，并为抗日战争之胜利打下基础。

推行法币有一套完整的实施方案，政府通过倡导、劝说并与私人银行、票号、同业公会多方沟通，通过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如赵蓝坪、陈长蘅、刘振东、卫挺生以及世界著名经济学者向国人说明币制改革的重要性，并聘请英国经济学者李滋罗斯作总顾问。河南省首先响应中央政策禁用银元，改用法币，四川、广东继之，不久各省纷纷改用法币。

国际上除了日本，多赞同中国的货币改革，尤其是英国，朝野都全力支持中国的货币改革，各国舆论、媒体更一致支持，如英国《泰晤士报》、《每日邮报》等，美国先恐触怒日本，态度犹疑，后期转为全力支持。

日本以其一贯之侵略立场，阻挠中国任何改革、进步，日本轻信英国将借中国五亿英镑作为发行法币基金之谣言，分向中、英抗议，英国极力否认，英顾问李滋罗斯与孔祥熙相偕拜访日本驻华大使，说明币制改革情由以求谅解，同时声明中英之间绝无任何秘密协定。

日本军方公然反对中国政府之货币改革，其理由为中国政府缺乏准备、缺乏人才，又未经各国同意，货币改革必然失败，届时日本军方将以“实力”干涉。日本军方怕中国将白银集中于四川，千方百计阻止东北、华北日本势力范围之内的白银流出。日本官方如此，日本民间公司如三井、三菱、正金、住友，以及朝鲜、台湾之银行，配合日本政府破坏中国的货币政策，大量搜购白银，甚至勾结中国莠民，偷运白银赴日，暗中破坏法令。日本在上海的日本银行曾一度发行日本纸币企图阻挠法币在上海的发行。

日币的发行引起上海爱国商民之愤怒，各工商团体纷纷要求中央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以维护国家主权，同时通告各区商、民拒用日币。元月13日，日本恐事态扩大，引起拒用日本货风潮，乃由驻沪总领事发表声明，谓事出误会，日币一事遂不了了之。日本千方百计终不能阻挠法币的发行。

法币发行成功影响中国财政、金融、税收等，逐渐建立制度、秩序，西方列强也对中国法币的成功刮目相看，协助中国推动现代化，法币的成功非但稳定了财政，奠定了八年抗战胜利的基础，同时也使全中国的地方势力意识到中国需要一个现代的中央政府，为未来的团结抗日迈出了一大步。

这段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自由主义的兴起，西方文化已在悄悄地质变，民族主义、民主思想、民族自觉主张蔚为风潮，西方列强侵略性格渐渐软化，而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苏联侵略野心正炽，所以胡适与陈独秀有英美与苏俄谁是侵略者之辩论。胡适性格谦和，但这次激辩胡适动怒，以手杖敲地，拂袖而去。从此胡、陈两位五四战友在政治主张上分道扬镳。

三、财政陷入困窘绝境

八年抗战胜利了，家园残破、民穷财尽、百废待兴，要复员、要建设、要恢复工业生产，处处要钱，事事要钱。但是八年鏖战，军费支出高达国家预算的80%以上，八年来生产停滞，入不敷出。战争结束了，复兴经济，恢复生产，首要的是开源节流，国民政府认为以中国之穷，无力负担如此庞大的军费，战争结束了，国家也没有理由养那么多的军队，国民政府拟订裁军计划，并企图趁机推动军队国家化。但是许多军人从军八年或八年以上，家无恒产，又无其他谋生本领，退伍等于失业，非但失业而且在情绪上有被利用完了一脚踢开的感觉，乃有五百将领到中山陵“哭灵”一事。国共战争情势逆转，国民政府立刻停止裁军。但军费、内战即将拖垮国民政府财政，蒋介石对财政并不外行，但处在两难之间，当然要先解决燃眉之急。抗战胜利后因财政问题、军费问题，蒋与宋子文发生严重冲突，蒋要钱发军饷，宋提出警告说法币已无力支撑，再溢发法币会崩盘，蒋说：“今天发不出军饷，明天就会垮，仗打赢了，还有机会，打输了什么都没有了！”宋因而去职。

四、发行金圆券饮鸩止渴

1948年翁文灏任行政院院长，俞鸿钧先生任中央银行总裁，王云五任财政部长，徐柏园任财政部次长。王云五对当前经济问题一向主张用币制改革解决问题。王云五在自传中提到当时他的想法：“我对财政部长之职，在固辞不获准之后，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席，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495页）王云五先生苦学出身而学富五车，令人敬佩，但是经济学涉及一些基础知识，恐非一般自修者可入其堂奥，王云五的想法在回忆录中用“憧憬”二字显然有“反省”之意。对于发行新货币，后来的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期期以为不可，张在日记中云：“下午五时，晋谒蒋主席，承询币制改革意见，当陈述三要点如下：（1）无现金银准备，而以新纸易旧纸，千万不可施行。（2）用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办法，至少须有三亿美元借款作为准备。（3）若改用银本位，至少须有价值五亿美元之生银贷款。因此又提及中央银行政府垫款，必须有限制，与财政部尤须划分界线。若中央银行长此为财政部之附庸，予取予求，无论用金用银，均无办法。不久币制仍将崩溃。”（姚崧菱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40页）

五、“紧急处分令”加速败亡

王云五非但主张改革货币，而且对整个国家财政，包括稳定物价都有一套具体的主张，并亲自拟出一套“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岫庐八十自述》，第495-498页）。王云五将该方案直接呈交翁、蒋，翁邀央行副总裁刘攻芸、财政部次长徐柏园及台湾省政府财政厅厅长严家淦三位专家“研究”，三位专家对于王部长的方案并未表示太多的意见，遂成定案。

1948年8月19日颁布“紧急处分令”，公布四种办法，计有：

（一）“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以金圆券为本位币，法币及东北流通券均停止流通。法币300万元，换金元1元，东北流市券30万元换金元1元。金元之法定含金量为纯0.22217公分，采十足准备制。金圆券发行总额以20亿为限。对美元汇率，为金圆券4元合美元1元。台湾币准继续流通。

（二）“人民所有金银及外币处理办法”：公布黄金、白银及外国货币券国有化，人民持有之金银外币，应于九月卅日以前，持向当地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

（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资产登记管理办法”：限令国人在国外存放款项，必需向政府登记，以便管理。

（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加强管制经济，冻结物价，限定全国物品及劳务价格，按8月19日标准，折成金圆券出售，不得变动。（徐柏园遗稿：《徐柏园先生有关“金圆券”的纪录》，台北：《传记文学》44卷4期，1984年4月出版，第26页）

紧急处分令公布后，又分别在华东（上海为主）、华北（平津为主）、华南（广州为主）、及华中、华西（汉口、重庆为主）指派大员，严格督导，雷厉风行，不稍宽假。

全国民众的最初反应，非常值得称道。大家遵照政府命令，纷纷以所存黄金、白银、银元、银角、外币等，持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中央银行在上海的总行和各地分行，对于收兑过分拥挤，只有延长办公时间，专办收兑。总计截至九月底，全国各地收兑金银外币及外汇，一共折合美元一亿六千余万元。（同上，第27页）

六、张公权的先见之明

有意见的是张公权，早在5月1日张群任行政院院长时，张在日记中说：“晚间，张院长、俞财长、徐主计长与余同谒蒋主席。报告我建议每月收支不足，央行与财部各半分任弥补，规定中央银行垫款，应有限度。再则紧急支付命令手续，照普通支出办法，宜先经过财政部、主计处审核再付。第二点，主席允予考虑。第一点，俞部长表示反对，谓军费支出，无法拒绝，何能规定中央银行垫款限度。主席亦以俞部长所言为然，无结果而散。此点实为抑止通货膨胀之关键。亦为我担任央行职务之成败所系。实亦政府基础能否稳固之所系。此一建议，不能施行，美金黑市必日见高涨。人民如何肯以美金来购公债，对于库券亦必观望不前。且本息以法币照美金市价偿还，法币支出势必增加，殊不合算。我之发行公债库券计划，将全盘失败，等于一场空梦。诚恐国家恶运，注在今日矣。”（《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下册，第828-829页）张对财政问题内行，深知当时财政问题的根源是长期“入不敷出”，新纸币换旧纸币不是办法，深知用公权力、用行政命令不能解决问题，张公权对蒋忠心，但说实话，敢于直言，蒋也有雅量倾听张公权的逆耳之言，张公权三次见蒋反对发行新币，反对物价管制，张对蒋说：“中国太大，物价无从管起，上海物价如果管制成功，上海会物资缺乏，因为商人会把货物卖到其他城市。”“我们有几个蒋经国可派？”

5月3日张先生日记云：“昨晚乘车返沪，终夜未能安眠，左思右想，我之计划既难实行，理应挂冠以去。但就任未久，新阁初成，若即辞职，又恐牵动金融。设有小小波动，人将归咎于我，只为自己而不顾大局。只好忍耐应付，先求缓和物价上涨，节用外汇，以待美援，并望时局好转。明知此非根本办法，亦惟有尽人事而已。因之决定：（1）各大都市实行粮食配给，逐步推广及于其他日用必需品；（2）美金汇率改为随时调整，以免钉住太久，反致黑市汇率日高，影响出口及侨汇；（3）设法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下册，第829页）

张公权认为发行新币一定要有足够准备金，当时唯一来源是向美国借款，后来国民政府通过各种关系向美国商议借款，但在中国问题上对美最有影响力的马歇尔对借款不热心，后来美方以借款作为调停国共内战的条件，和平谈判成功就借钱，否则不借，国共谈判不成，借款后来就成泡影。

在另一方面王云五却信心满满，不但亲拟各种方案，同时秘密作业，连财政部次长徐柏园都是事后才告知有此一方案。

方案中之办法以财经专业观点视之，诸多荒谬透顶之处，如强迫百姓交出黄金、外币，限令百姓海外存款必须向政府登记，冻结物价，按1948年8月19日标准等既违经济原则，又悖情理，百姓反抗，阳奉阴违理所当然。蒋对财经绝非外行，但是战场失利，军费告急，实在别无良策。11月9日接俞鸿钧密电，军费急速增加，要放宽金圆券发行限额，金圆券突破了20亿元限额，到12月就破了80亿。至此发行额与币值均一泻千里不可收拾。

七、历史评断

今天我们批评王云五的改革方案不可行、荒谬，背离最基本经济学原理，可能会被人批评为事后诸葛，以今非古。但是当时许多财经专家也都反对，尤其张公权先生，反对的理由与预料的后果完全相符，当时面临的问题严重，但理论上并不复杂，远非后来我们经历过的“石油危机”、“停滞型通货膨胀”等人类从未经历过的经济问题可以比拟。

从发行金圆券的经过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重点：

一、蒋介石的财经智囊团队，基本上出自欧美名牌大学，堪称一时隽彦，如：孔祥熙是耶鲁大学硕士；宋子文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俞鸿钧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张公权日本东京应庆大学经济学肄业；刘攻芸为伦敦经济学院博士；徐柏园1926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即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1930年赴美国芝加哥北伊利诺伊大学研究财经金融理论。蒋本人也不是不懂经济，蒋是现代化金融体制的奠基者，税收、货币、财政等制度是蒋一手缔造的，蒋在发行金圆券前再三找张公权商量，张也直言不讳地反对到底，蒋对张的反对显然也听进去了，否则何必再三找张商量。

二、蒋最后的决定是接受王云五的货币改革方案，同时也采纳张公权向美国贷款支撑金圆券的主张，先后派王云五、张公权、宋子文、宋美龄赴美洽商借款事，先要求10亿美元后降为5亿美元，但是当时马歇尔调停内战不成，中美关系陷入低潮，贷款始终不成。

三、军费浩繁，战况不利，张公权忧虑的政府无法守住20亿美元的上限，果然不幸言中。

四、蒋在军事不利的情况下，在属僚都反对财政改革而又拿不出具体办法之下只好冒险一试，甚至明知是饮鸩止渴，但也只好一试，况且万一金融垮了，战争胜了还可补救，否则战败什么都完了。

五、王云五的方案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但王云五勇于任事的精神可佩，王云五回忆录的检讨以及吴相湘批评王云五不该参加国际金融会议等都属细枝末节，都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该方案根本不可行，而不是技术问题及执行问题。

蒋经国以经济督导专员的名义奉派到上海督导财经改革，蒋经国到上海结合金管局、警察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队、江湾及两路警察局等六个单位成立戡乱建国总队，简称戡建总队。

蒋经国到了上海雷厉风行执行紧急处分令，宣称只“打虎”不拍“苍蝇”，并且气壮山河地向部下训话，鼓励大家六亲不认地执行命令，蒋经国的大将王出任第一大队少将大队长训勉部属，自己若有贪污行为“任何一个队员都可以把我打死”，紧急处分令的内容比苛政猛于虎还苛百倍、狠百倍，蒋经国挟太子身份又有钦差之威权，除了压迫商人、银行配合政策，交出黄金外，更以囤积居奇罪名处死与孙科有关系的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逮捕杜月笙大弟子、米商万墨林及杜月笙之子杜维屏。后来因搜查扬子公司案得罪孔令侃，蒋经国“打虎”的行动突然停止，戡建总队突然解散。

八、一将功成万户哭

蒋经国“打虎”期间在上海赢得“打虎英雄”、“蒋青天”、“中国经济沙皇”等美名，“打虎”失败论者多说是因扬子公司案，但扬子公司案疑点甚多，王认为蒋经国与孔令侃之间并无直接冲突，扬子公司并无违法证据，外界传言恐为敌人挑拨离间之词，蒋经国日记也记载扬子公司并未搜到违禁商品。

无论蒋孔之争的真相如何，扬子公司案给蒋经国“打虎”的荒唐闹剧一个好的下台阶。无论王云五的改革方案也好，中央的紧急处分令也好，都是不可行的命令。“打虎”两个多月，物价依然飞涨，上海物资短缺、商人惜售、通货膨胀，未曾稍歇，人心浮动，所有经济情况没有一点改善，假如没有扬子公司案，假如蒋经国在上海继续再打两个月的“老虎”，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

可预料的结果是：

一、经济情况更加恶化，而恶化的责任恐要落在蒋经国的头上。

二、因为要背负失败的责任，英雄恐怕要变成狗熊了。

三、在天怒人怨的情况下下台，蒋经国在政治圈恐难有出头的一天。

以上的推论绝非后见之明或历史假设，而是根据成百上千的证据，做出最合理的推论。

当年蒋经国本人对财经问题非常外行，所以勇于去执行一个完全背离财经常识的方案，如果蒋经国有后来治台的财经历练，我想他一定不会接受这个任务。蒋经国去执行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最后又以扬子公司案下台，任务失败但是成就了蒋经国个人不畏权势的美名，蒋经国成了悲剧的英雄，至今尚博得史家同情。这也奠定了蒋经国个人崇高的威望，累积了日后从政的政治资本，最重要的是蒋经国的“打虎”令蒋介石对他刮目相看，在蒋介石心中树立了不可摇动、无可取代的地位。

从国民政府财税金融体系的建立，法币的成功，可知蒋对财经绝非外行，但是军事上失利，裁军的半途而废，而导致金融改革注定失败，但是军事行动非钱莫办，战场变化电光石火、军饷武器不能拖延，蒋介石明知是吃毒药，但是他已经没有选择。

历史发展到这个地步，国民政府在大陆已经走到绝境，发行金圆券、颁布紧急处分令，对国民政府而言，都产生了火上浇油、加速死亡的效果。一连串错误的经济措施对国民政府是大悲剧，蒋经国却是大悲剧中唯一的受益者，从此蒋经国一步一步走向个人事业的高峰。

历史之变幻莫测，历史事件解读之难，由蒋经国上海“打虎”一段历史可证。另外，研究历史如果没有经济学知识，对很多历史事件的真相是无法深入了解的。

（作者为台湾学者）

本文出自看历史(www.lishiq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