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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蒋介石为八路军拨防毒面具6000套

来源:历史趣闻2018-08-18责编:admin人气: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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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蒋介石为八路军拨防毒面具6000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国共两党加快了第二次合作的谈判步伐。中国工农红军即将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加强出征前的军训,积极准备开赴抗日前线。然而,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尚不足一年,是“疲惫之师”、“穷困之师”,装备简陋,补给不足,战无弹药,食无粮草。如何解决给养问题,摆在国共两党面前。

全国抗战爆发为解决红军的改编和给养问题创造了机会

1937年7月中旬,再上庐山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交国民党。

而国民党在第二次庐山谈判中并未理会共产党的宣言,仍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7月14日,周恩来面会蒋介石,“力争无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4项条件: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有,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蒋抱定“对共党问题解决,但缓发宣言”,私下也未让周恩来等在庐山公开活动。

双方立场相差甚远,周恩来等便第二天离开庐山,转赴上海。

在全国抗战之大势下,中共对国民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7月20日,毛泽东、张闻天等致电周恩来等,“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方针”。红军高级将领对国民党的态度也十分不满,驻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朱德、任弼时、林育英、关向应、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于7月26日致电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我们改编3个国防师1个军部及若干地方武装,是最低限度的原则与要求”,否则“拒绝谈判,必要时准备将谈判经过公布”,并主张“我们利用现在有利形势,立即自动地编为3个师1个军部,向全国公布”,“应采取必要准备,在部队中动员吃野菜、筹粮,使全体将士了解争取抗日斗争的艰苦,使全国人民了解红军抗日真诚”。27日,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同意,但因“地方经费,南京必难多发”,“多留地方部队成为不可能”,拟改变计划,将所有原独立军、师一概编入3个师中,出动抗日。显然,为抗日、为民族,中共已做好单方准备,做好不要国民党给养,“吃野菜”、“筹粮”的准备。同时,因恐国民党限制给养,中共中央改变了原先多留地方部队的方案。

7月中下旬,时局的巨大变化使蒋介石沉不住气了。27日,他通过西安的蒋鼎文催促中共在10日内改编完毕,以发表3个师的番号和师旅团长、政治主任的名单,提出以康泽为政治副主任。28日再定改编后的参谋长职人选。

蒋介石急请红军出兵,使中共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中共中央从前几天的义愤中平静下来,要求:“(1)8月15日则编好,20日出动抗日;(2)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3)3个师4.5万人。另地方1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肖(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4)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5)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6)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在这6项要求中,首次提出弹药补充,表明中共意识到即将开赴抗日前线之际,红军急需解决的不仅是经费和衣食,而且是直接用于战争的武器弹药。

为力促红军早日改编出师,7月31日,南京下达3个师的番号,同意照中共所提人数及编制改编。国民党西安行营将中共请求补充的物品,电南京请领,并在行营运输处移郑州的情况下,“允设法拨5辆老汽车”,供红军军需物资运输。

情况在向着中共利好的方向发展,毛泽东为此要求部队可下令从8月5日起开始东移。集中后边改编边训练,并要求南京补充给养。以给养补充为出师的前提之意渐有雏形。不久,国民政府为实现全国抗战,迈出实质性一步--召开国防会议,并邀请中共领导人与会。8月1日,蒋介石通过张冲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召开国防会议是中共既有主张,立即受到中共高度重视。3日,中央确定赴宁需解决问题:(1)发表宣言;(2)确定政治纲领;(3)决定国防计划;(4)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5)红军作战方针。4日,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会。

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受到蒋介石的代表姚琮及何应钦、顾祝同、邵力子、张冲等百余人的隆重迎接。11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集的谈话会,从此公开活动。翌日,在国共围绕《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谈判的同时,周恩来提出“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呼吁“补充器物”。

阎锡山为争取中共早日出兵,以军需给养、弹药相许

从地缘上看,距红军最近的抗日战场为晋绥地区。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中共加强与山西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当属必然。

全国抗战爆发后,阎锡山在日军威逼下,对中共态度积极起来。8月上旬,阎锡山赴宁参加国防会议期间,委托梁化之等与中共派驻山西代表彭雪枫主动联络,提出请中共部队早日出兵,可帮“筹办工作器具、刺刀、手榴弹、七九子弹等”,“射击装甲车之破甲弹,此间即可购办”。出于对中共部队出师路线沿途供粮的考虑,梁化之告:“经过晋省地区,粮食当不困难,但绥察边境则较缺乏”,意是希望中共部队走南线入晋。8月7日,彭雪枫请示毛泽东:晋方拟补充军需,“每种需要多少,请将数目预先电知,等阎回后即可作最后决定”。为保障部队出动前的后勤给养,他还建议派叶季壮或宋裕和准备在三岔堡、大同、丰镇等处设立兵站预先购粮,并派人预先到绥远购办皮衣以御渐寒天气。毛泽东深感事情重大,当日派左权赴太原,会同彭与阎锡山交涉;派叶季壮赴太原设供给机关;并转询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等:晋方可为我筹办各种装备、弹药等,每种究竟需多少,即电告。9日,毛泽东在前方报来红军所需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清单共5类19种物品的数目清单后,电告彭雪枫。同日,毛泽东电复彭德怀、任弼时,告知他们在其所开列的清单外,又增列步枪5000支,小钢炮40门(炮弹5000发),皮衣、皮帽、毡鞋各4.5万件(双)。(笔者未能查实所列清单到底多少,但只就增列项来看,应为不小数目。)

第二天,毛泽东仍不放心,电示彭雪枫强调“红军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需照所开5类19种物品补充,否则同强敌作战很难收效。考虑到出师的粮食保障,他明示:因陕北千余里缺粮,由洛川直到神府均遭旱荒无法通过,延安南北800余里颗粒无收,而机关粮食还是从晋西与西安购买,所以决不能走陕北,只能走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阳到大同集中。这一出师路线,基本采纳了梁化之的建议,虽有曲折,但沿途给养有保证,且途经晋军后方,便于补充正在争取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等。

当日晚,彭雪枫面见回太原的阎锡山。不料,南京之行使阎锡山增强了对国民政府抗日决心的认识,心中有了底气,怕与中共“私行交易”犯蒋介石之忌,对原许诺中共军需事颇为谨慎,就19种待补充清单答:“小钢炮、水壶、刺刀、十字锹、七九子弹恐一时不能办到,其余各物此间存已无多,但可定做。”最好请周恩来与蒋面谈,待南京有电示,“即可筹办”。作为弥补,阎又主动提出一套解决方案:(1)火速电请南京,确定红军具体任务,然后一切给养补充等即根据任务办理。(2)红军出动地区或在敌侧或在敌之后方,将来运输补充甚困难,应要求南京提出行动兵力使用。(3)钢炮不易得,如要求附属有建制的炮兵部队,则定能办到。(4)作战地区寒冷,必须预备帐篷。事后,彭雪枫电请中央,建议察北沙漠运输工具须预有准备,如载重汽车、骆驼等,另现在就应准备到达目的地后与外蒙联络的人员及部队,以便求得补充。

8月上旬,中共中央将设计好的出师路线通过周恩来、彭雪枫分别反馈给蒋介石和阎锡山。10日,蒋介石电询阎锡山的意见。阎在危机之际,对中共部队出师求之若渴,当然无异意。于是,在多种因素的交织下,八路军出师路线最终确定。

11月初,太原失守前后,阎锡山、傅作义见战局不利,将一时难以后运的大量军需弹药送给八路军,落个“顺水人情”。其数额可通过以下略有反映:一是11月13日,周恩来、彭雪枫、叶季壮、杨立三在给毛泽东、张闻天、萧劲光的电文中称,太原失守后,晋西形势紧张,现有约30万余军用品急需后运,至迟月底运完,否则有损失之。提议用尽一切力量,动员牲口到大宁运转,并派干部到大宁主持工作。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萧劲光,要求用尽一切力量动员牲口到大宁运转。二是11月16日,周、彭、杨再电毛泽东、张闻天、萧劲光,称大宁已送平渡子弹30余万发。为防溃兵抢劫,提议须有相当的武装来押解。同时,派一连维持平渡关交通,保护船只安全。由30余万军用品、半个月的运输时间和仅3日即运30万发子弹,再及500头牲口和需相当的武装押解、一个连的渡口驻兵判断,八路军转运出的军需弹药数额是相当可观的。这次补充的弹药,在日后的抗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