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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私人账本窥探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另一面

来源:历史趣闻2018-08-19责编:admin人气: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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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私人账本窥探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另一面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关于他的研究文章可谓汗牛充栋,这些论著大多聚焦于他的思想、功业,对于他的经济生活却鲜有触及。近日,《给曾国藩算算账》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重点讲述曾国藩任京官时期的收入来源及收支状况,通过细节恢复曾国藩的生活状况。

日前,该书作者张宏杰近日接受记者采访,他表示,研究曾国藩的收支很有趣味,通过观察他的经济生活,可窥探他不为人知的侧面,并以此为窗口,观察晚清社会及官场生活的方方面面。

生活太窘:仆人瞧不起,回家没路费

入京之后,曾国藩步步升迁,身居要职。但很多人不知道,他的京官生涯一直很清贫。“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窘’。”张宏杰说。

1832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冲突。因为穷困拮据、脾气又大,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瞧不起。在这场口角冲突过后,陈升居然“炒”掉主子,另寻高枝了。这件事让曾国藩颇受刺激,写下一首《傲奴》诗。

曾国藩为人重感情,重视亲情,稍有余力,必加周济。但进京为官的曾国藩却无力周济其穷亲戚。其大舅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其二舅江永燕贫病而死,没一位亲戚沾到曾国藩一点福。

书中,张宏杰以1841年曾国藩的收支进行统计,其薪俸与公费合计为白银129.95两,但各项必要支出都得自行解决,包括住房、服装、社交应酬、出行车马费、日常生活开支等,当年,这些支出合计白银608.46两,赤字为478.51两。

咸丰皇帝登基后,曾国藩因政治呼吁不受重视,屡萌退志,表达辞官愿望,却因筹不起路费,迟迟不能动身。后来,他借充任江西主考的机会,才得以离京,并最终回到湖南老家,结束京官生涯,而困窘却并未离他而去,他在京为官所欠债务,多年之后才还清。

张宏杰指出,曾国藩的生活窘境是清代薄俸制的缩影,“由于传统社会一直没能建立起约束各级权力的有效机制,薄俸制让官员们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力保清节:借钱填赤字,与“欲望”交战

张宏杰指出,面对巨大的赤字,曾国藩只靠借贷来弥补,拒绝贪赃。“其实如果不是为了力保清节,曾国藩完全可以开辟更多财源,比如可以像某些京官那样,放下身段厚起脸皮结交外官,以谋取更多馈赠。”

1841年年底,年关将至,手头银两全部花光,曾国藩找人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过个年。至1842年的春夏之交,他借银已达二百两。

由于清代朝廷对乡试十分重视,所以对主考官待遇优厚,考官还能得到各方馈赠,这笔收入在当时是公开的、合法的,是清代官场惯例。因此,曾国藩对考差非常热衷,以解决经济危机,他曾说:“考而得之,不过多得钱耳。”

虽然生活困窘,曾国藩仍坚持“学作圣人”,在生活中时时与“欲望”交战。他担心自己因困窘而为利心所扰,经常在日记中自我批评。在生活中与理学提供的“意志万能”理论,支撑曾国藩在无比肮脏的官场中超拔流俗,抵制住了各种诱惑。

一般来讲,我们谈到中国历史上的清官,甚至清代历史上的清官时,很少有人会想到曾国藩。但是事实上,“曾国藩应该是一个非常清廉的官员”,张宏杰称,曾国藩不想以清官形象被载入历史,因为其性格稳健厚重,深受经世致用理念的影响,加上他刻苦自砺,全力内圣,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这一特点在他一生很多侧面都有所反映。

清代京官收支脱节

“本书可以为今天的制度转轨提供某种借鉴”,张宏杰表示,从曾国藩的经济生活,可以得出现实意义的结论,对理解今天的社会现实及思考如何进行制度建设,都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张宏杰说,清代京官的收支结构特别畸形,收入与支出完全脱节,办公经费需要自行解决。由此产生相应的结果:一方面,一部分官员渴望灰色收入,滋长腐败风气;另一方面,官员不但得不到合理的报酬和激励,反而需要自己赔贴费用,令他们缺乏工作热情。

“在生活艰辛之际,只有一小部分官员能像曾国藩那样,以坚定的理学信仰来抵御物质诱惑”,张宏杰分析,薄俸制下,大多数人把手伸向灰色收入,导致第一次“失身”,而从此贪赃不断。“在中国历史上,薄俸制是主旋律。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薪俸最低的两个朝代,这两个朝代后期的腐败程度之深,面积之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登峰造极。”

“低薪制甚至无薪制,原因是基于以皇权为核心的传统财政制度的自私性与短视性”,张宏杰认为,从皇帝的视角看来,采取“薄俸制”和“低饷制”既省心省力,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但事实上,都是典型的掩耳盗铃之举,对最高统治者来说,同样是占小便宜吃大亏。因为大部分官员会选择谋取灰色收入,最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比开足工资要大得多。

“当然,高薪也不一定能养廉。合理的薪酬,公开透明的信息,有效的权力约束制度,强有力的反腐机构,有效的新闻监督、民众监督,合理的公务员规模,这是廉政建设这个木桶的几块‘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