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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没指定接班人 谁把蒋介石推上权力高峰

来源:历史趣闻2018-08-25责编:admin人气: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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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依德,被认为是对当代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三位思想巨人。

三人又都是犹太人。

对中国革命产生很大影响的也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两位犹太人:鲍罗庭,米夫。鲍罗庭在国民党中发现了蒋介石。米夫在共产党中发现了王明。

被发现的这两人,皆因此居于各自政党的高位。

很多人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

于是就说,接班人选错了。

蒋介石也常以“总理惟惟一的接班人”自居。原因据说孙中山临终时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难舍,痛于言表。

可惜此说来自蒋介石自己修订的《蒋公介石年谱初稿》。

当年寸步不离孙中山病榻的床前侍卫李荣的回忆是:

“(3月11日)至晚8时30分钟止,(孙)绝终语不及私。12日晨一时,即噤口不能言。4时30分,仅呼‘达龄’的一声,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竟撤手尘寰,魂归天国。”

临终的孙中山呼唤了宋庆龄,呼唤了汪精卫,却没有呼唤蒋介石。

孙中山1925年3月去世。该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所谓“总理惟一的接班人”蒋介石却既不是其中的常务委员会委员,不是国民政府委员,也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也不是;还只是一个没有多大影响的人物。

孙中山至其临终,也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蒋介石1905年在东京由陈其美介绍就认识孙中山。但孙中山倚为股肱的军事人才,先是黄兴、陈其美,后是朱执信、邓铿、居正、许崇智,和陈炯明。陈其美殉难,孙中山说“失我长城”;朱执信病逝,孙中山说“使我失去左右手”;对陈炯明寄以厚望:“我望竞存(陈炯明)兄为民国元年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

他依靠的不是蒋介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未委派蒋重要的军事职务。

蒋首次在孙中山面前显露军事才能,是上书陈述欧战情势及反袁斗争方略,这才使孙中山对他有所注意。在陈炯明部任职期间,蒋介石又连向孙中山呈《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等意见,也仅使孙中山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参谋人才,仅此而已。

于是孙中山委任给蒋介石的,多为参谋长、参军一类不掌握实际权力的职务。蒋先后担任过居正的参谋长,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陈炯明的作战科主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孙中山大元帅行营参谋长。

最先欣赏蒋介石的倒是陈炯明。他发现此人的才能绝非限于参谋方面。蒋介石在陈部干了一段作战科主任,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

陈炯明说对了。最后他果真败于蒋介石之手。

蒋介石与陈炯明关系不错。1922年4月,陈炯明准备叛变,向孙中山辞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之职。孙中山照准。蒋介石不知陈意,还想找孙中山为陈说情。不成,便也辞职。在回沪船上还给陈炯明写信:“中正与吾公共同患难,已非一日,千里咫尺,声气相通”。

但陈炯明一叛变,蒋立即抛弃与陈的友谊,站到孙中山一边。

孙中山正是因为陈炯明的叛变,第一次对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言中写道:“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性格及处事方式,却甚感头痛。

蒋介石脾气暴躁,经常与周围人关系紧张;动辄辞职不干,未获批准也拂袖而去,谁去电报也召他不回。

1922年10月,孙中山任蒋为许崇智的参谋长。仅月余,蒋便以“军事无进展”为由离职归家,孙中山派廖仲恺持其手谕都无法挽留。

1923年6月,孙中山命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到任不满一月,又以不受“倾轧之祸”为由,辞职返回溪口。

1924年初,孙中山委派蒋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刚一个月,蒋就以“经费无着落”为由辞筹备委员长之职。9月,再辞军校校长之职。

自1918年7月辞陈炯明部作战科主任,至1924年9月辞黄埔军校校长,6年时间中,蒋介石先后辞而复职竟达14次之多。

孙中山容忍了蒋介石历次辞职,独对辞黄埔军校之职不能忍受。创办军校建立革命武装,是马林1921年向孙中山建议的。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签署后,越飞又表示苏俄将提供款项、武器和教练人员,帮助建立军校。孙中山革命奋斗几十年,吃尽了无自己武装的亏,梦寐以求想建立这一武装。直至晚年刚有实现的可能,蒋介石又动辄撂挑子不干,确实大伤了孙中山的心。他对蒋介石深感失望。

历来极重兵权的蒋介石又何尝不知黄埔军校的重要。他真正不满的,并非仅仅“经费无着落”,而是在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上,孙中山没有指派他为代表,各省党部亦没有推选他,国民党党史上极其重要的这次大会,他连一张入场券都未弄到。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启程北上。国民党党史记载,北上前两天,“总理令(黄埔)新军改称党军,任蒋中正为军事秘书”。这是孙中山给蒋介石的最后一个职务。孙中山北上至去世4个月时间内,再未给蒋介石任何信函和指令。

蒋介石1963年11月在台湾回忆说:“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的对我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我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

言语之间,饱含当年的不遇与委屈。孙中山不曾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何人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呢?蒋介石上台就其必然性来说,将是一部现代史著作。就其偶然性来说,则该归于苏联顾问鲍罗庭。

他第一个把把蒋介石推上权力高峰。

鲍罗庭也是一个谜。被派到中国来的共产国际或苏俄革命者,没有一人能如他那样,富有创造性地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也没有一人能如他那样,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发挥如此巨大的影响。

他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出生于拉脱维亚,先后投身俄国、西班牙、墨西哥、美国、英国和中国革命运动。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

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伦敦举行。参加会议的共有5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43人,一个特殊情况是其中8人享有两票的权力,所以大会的实际总票数是51票。

这些数字枯燥乏味,难于记忆,但对20世纪却有极大意义。

第二十二次会议讨论党章草案第一条关于党员的规定时,分裂发生了。

列宁的草案建议“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成为党员;马尔托夫的草案也认为接受党纲和在物质上帮助党是党员的条件,但认为只要“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就行了,不必非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

分歧由此产生。冗长的辩论之后,列宁的草案以23票对28票被否决。

是马尔托夫、而不是列宁首先掌握了多数。在随后大会的每一次争论中,马尔托夫都以优势票数获胜。

一直到第二十七次会议,一个小组委员会把“崩得”的地位问题提交大会讨论时,变化发生了。五名“崩得”代表因他们的自治权被否决,愤然退出大会。两名“经济派”代表则认为他们的组织“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在大会之后便不存在,没有理由再参加会议,也离开了会场。

7名代表突然离去,大会总共只剩下44票。更富戏剧性的是这失去的7票竟然全部是马尔托夫的!

还有一名代表临时改变态度。

列宁的票数由23票上升到24票,马尔托夫则由28票跌到20票;列宁立即获得24票对20票的坚定多数。

大会进程瞬间发生的逆转,是历史性的逆转。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列宁的二十四人集团”控制了大会。

大会之后,列宁一派把自己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把马尔托夫一派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四票之差,两个惊动全世界的政治派别就此产生。各种语言的辞典都不得不根据翻译音,增添上两个崭新的政治名词。

一部世界革命史便要重写。

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崩得”,来自犹太语Bund,即“联盟”之意;全称“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它是俄国早期宣传马克思学说的最大的工人组织。马尔托夫就曾是“崩得”早期组织的领导成员。1900年,一个叫米哈依尔?马科维奇?格鲁森伯格的16岁犹太青年加入该组织。1903年,因“崩得”的退出而产生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那一年,19岁的格鲁森伯格也退出了“崩得”,投向列宁的布尔什维克。

格鲁森伯格就是鲍罗庭。

鲍罗庭是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介绍给孙中山的。

孙中山说他见过的共产国际人员中,印象最深、最为钦佩的人物,就是鲍罗庭。他称鲍罗庭为“无与伦比的人”。

加拉罕没有叫鲍罗庭去改造国民党。鲍罗庭也想不到,他到中国干的第一件、也是后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件事,是主持了对国民党的改造。

鲍罗庭之前,国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理论上都无法算作一个政党。它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章程,没有选举,也没有定期会议,连有多少党员也是一笔糊涂账。据说有30000,注册的却只有3000。交纳党费又是6000。入党要打手模向孙中山个人效忠,但连孙中山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党员”,这些党员又都是谁。

鲍罗庭告诉孙中山,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国民党并不存在。

孙中山大为震动。此前没有人对他说过这种话。他已经在着手准备对国民党实行改造。《中国国民党党纲》等一系列文件也起草完毕。但以前孙中山多次依靠本党力量改组党,皆收效甚微。这一回他看好了鲍罗庭。他对鲍罗庭说,老党员不行了,新党员还可以。孙中山下决心“以俄为师”,依靠鲍罗庭,运用苏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经验,改造国民党。

鲍罗庭像一部精细严密不知疲倦的机器那样高速运转起来。他严格按照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开始了彻底改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份至关重要的“一大宣言”,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人鲍罗庭亲自起草、中共党人瞿秋白翻译、国民党人汪精卫润色的。

鲍罗庭死去近40年后,台湾的李登辉成为国民党主席。西方资深评论家称李登辉使国民党彻底摒弃了列宁的建党模式。我们很多人听到后颇为吃惊。他们从来就不知道,几十年来天天喊“打倒共产党”的国民党,竟也用了列宁的模式建党。

见过鲍罗庭的人都对他印象深刻。他目光敏锐,思想深刻,而且极富个人吸引力。他讲话时手不离烟斗,对任何事物都极其敏感,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记者,都能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将他们征服。只要他一出现,就能控制住在场的人,成为他们的中心。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鲍罗庭能够看到局部现象的历史意义,能够从一系列广泛的、相互交错关联的事件中综合出局势的发展趋向,而别人在这些事件面前却只能感到眼花缭乱。

这正是他最为吸引人的地方。

他又非常注重中国的传统、习惯和礼节。他的房间不挂列宁像,只挂孙中山像。凡与他接触的人,都对他的非凡气质和征服听众的能力长久不忘。他协调不同派系的能力极强。只要他在,广州的各种势力基本都能相安无事。各派的人有事情都愿意找他商量解决,他也总能提出恰如其分的办法,让人满意而去。时间一长,他的住地便自然形成一个人来人往的中心,李宗仁回忆说,当时人们都以在鲍公馆一坐为荣。

鲍罗庭给广州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他的风格深深感染了周围听众。他的名声传遍了远东地区。革命者称他为广州的“列宁”。上海租界则说他是“红色首都”的“红色猛兽”。西方评论家则说他正在广东重复俄国革命的历史。

连宋美龄也为鲍罗庭的个人风采所倾倒。

她后来回忆说,鲍罗庭站在听众中间仿佛鹤立鸡群,他一进屋,你就能听到他那清晰的不慌不忙的男中音;他讲英语不带俄语口音,很接近美国中部方言。

后来蒋介石翻了脸,全国通缉捉拿鲍罗庭,宋美龄仍然说,鲍罗庭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

周恩来也有着鲍罗庭的风范。

表现出的遇事冷静、对棘手问题不动声色的沉着、待人接物的细致周全、迅速行动能力与长期忍耐能力,有效地和背景不同、政见各异的人共同工作的能力,以及事无巨细每每亲自办理的工作风格,与当年鲍罗庭的的作法很像。

如此精明一位鲍罗庭,在孙中山去世后却被蒋介石弄花了眼。

当时蒋介石要想成为强有力人物,面前至少有三个障碍:军事部长许崇智、外交部长胡汉民、财政部长廖仲恺。从一般规律上看,他是不可能越过这些障碍的。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几个月内却发生了。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鲍罗庭。

孙中山死后几个月里,鲍罗庭成了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表面上所有决议都由几个国民党领导人共同决定,实际是鲍罗庭说了算。他在广州的权势和影响如日中天。他的住宅楼上经常座满广州政府的部长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和中国共产党人;楼下则是翻译们忙碌的天地:将中文文件译成英文或俄文,再将英文或俄文指令译成中文。印刷机昼夜不停,各种材料、报告、指示从这里源源而出。鲍罗庭实际已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大脑。

他在这个至关重要的会议上,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

鲍罗庭设想,这是一个类似苏俄“契卡”的组织,目的是用特别手段肃清反革命。他自己则担任特别委员会的顾问。

他的建议实际就是决议。建议被迅速通过。

“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的特别委员会三人中,汪精卫本身是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是政府军事部长,惟有蒋介石未任过高于粤军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以上的职务,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权力。魔瓶最先被鲍罗庭开启。

其实此前鲍罗庭就看好了蒋介石,为此和总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发生了很大分歧。

加伦认为应该用许崇智,培植与黄埔并行的军事力量,不能以某个人或某一派系为中心,以防患于未然。鲍罗庭却认为许崇智的粤军为旧军队,不堪大任;蒋介石的黄埔新军有主义为基础,颇具革命性质,可当大任。7月国民政府成立,加伦再提出要防止军事独裁,主张建立军事委员会制度,以许崇智为军事首脑;鲍罗庭不同意,支持蒋介石。两人分歧日趋严重,只有莫斯科出来裁决。

加伦将军不知道,1905年在芬兰塔墨尔福斯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上,鲍罗庭就认识了比他大五岁的斯大林。当时斯大林还是一个叫柯巴?伊万诺维奇?朱加施维里的格鲁吉亚青年,与来自拉脱维亚的鲍罗庭一样,头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

裁决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加伦将军被调离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