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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参加中共一大的苏俄间谍尼科尔斯基

来源:历史趣闻2018-08-29责编:admin人气: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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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文献和学界对于1921年7月参加了中共一大的两名外国人之一的尼科尔斯基的情况或者一字不提,或者以讹传讹。

被遗忘的参加中共一大的苏俄间谍尼科尔斯基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文献和学界对于1921年7月参加了中共一大的两名外国人之一的尼科尔斯基的情况或者一字不提,或者以讹传讹。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特殊时刻,翔实地探究尼科尔斯基的真实身份及其在华的活动,以及他从中国返回苏联之后的情况,应该说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在很长时期里对尼科尔斯基的具体情况知之不详

我国政界和学界当在介绍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的时候,要么干脆只字不提尼科尔斯基这个人,要么只是寥寥数字提及一下尼科尔斯基人名及其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而以大段的文字将马林非常翔实地介绍一通。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国最早提及尼科尔斯基身份的可能是中共一大参加者之一包惠僧,包惠僧在《新观察》杂志1957年第13期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文中这样描述了尼科尔斯基:“加上马林和李克诺斯基,到会的共十五个人”,“接着李克诺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及其任务。他好像是一个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这里,他对“李克诺斯基”这个人的身份未作直接说明,而在1979年 6月的一份回忆材料中他明确提及了尼科尔斯基的身份:“加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斯基,共15个人”,这里明确指出了“尼科斯基”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包惠僧在上述文章以及回忆材料中所提及的“李克诺斯基”和“尼科斯基”,实际上都是指的中共一大参加者尼科尔斯基,只不过是中文译名有差异而已。

另一位比较早也稍稍详细地提及尼科尔斯基的是中共一大的另一位参加者张国焘,1980年出版了他的《我的回忆》以“供内部参考”,在该书第一册张国焘提及为了筹备中共一大而最先抵达上海的他通过李达的介绍了解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张国焘因为对俄国人的姓名记得不够准确,所以总是将尼科尔斯基误称作“尼科罗夫斯基”。除此之外关于尼科尔斯基的其他情况则一无所知。

事实上,不仅我国政界和学界对参加了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尼科尔斯基的情况知之不详,而且即便在苏联时期以及苏联解体之后的很长时期里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们对尼科尔斯基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根本原因就是缺少此人的档案材料。

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博士的研究成果

苏联时期的历史学家卡尔图诺娃博士多年以来一直关注尼科尔斯基这个中苏关系史中的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她本人则主要是从事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工人运动关系研究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她通过努力找寻到了一些关于尼科尔斯基的并不重要的间接材料,但还是未能搞清楚尼科尔斯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反映在20世纪90年代她在为一份档案材料,即“1921年10月13日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作注释的时候指出:“李克诺斯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进行工会和工人方面的工作。李克诺斯基的身份目前还不能确定。按历史文献的习惯说法,他是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

1987年,应中共中央邀请,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位书记来华访问,这位书记在访问结束回到莫斯科之后,给当时的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下达了一个任务:找出中共一大参加者尼科尔斯基的生平履历资料和照片。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 ..卡尔图诺娃博士的头上。接受任务之后,她在1987年秋天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又搜寻了很长时间,然后将其研究成果以“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为题发表在《远东问题》杂志1989年第2期上。

“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

她在文中推翻了此前自己关于“可能李克诺斯基的姓不是真实的,而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某个工作人员的笔名”的猜测,她指出:“以前曾经确认:尼科尔斯基是被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到中国去的,并且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人员的来往信函中他是以‘瓦西里’或者‘瓦西里耶夫’的化名出现的。但是,在1921年5月至1922年1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人员名单和一览表中有瓦西里吗?在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中只有唯一的一个人布卡特的名字叫瓦西里,而且布卡特在1921年夏天,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曾经到过蒙古。但是,根据确凿可信的资料,无法认定这位布卡特就是尼科尔斯基。因为根据档案文献我们可以确认:从1921年6月3日至12月尼科尔斯基一直在上海活动。”

她还根据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工作的一位名叫利金的工作人员于1922年5月20日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部的工作报告判断:在完成了进行中共建党的准备工作并参加中共一大的使命,以及组织张国焘等出席在苏俄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前往苏俄这一任务之后,“尼科尔斯基应该是自己返回伊尔库茨克去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了”。因为利金的这份工作报告证实:“1921年10月初,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的决定……我被派往广州……在上海,我应拿到工作经费和得到必要的情报。但是,在上海得知:(1)尼科尔斯基同志处没有所需的经费;(2)根据远东书记处的指示,我应在那里等候新的安排。新的安排不久就收到了……让我在瓦西里同志(即尼科尔斯基)出席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期间待在上海。”但是, ..卡尔图诺娃博士认为,事实上,“尼科尔斯基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因为任何一个会议参加者都不曾提及在会上碰到过他,收藏在档案馆里的此次代表大会参加者们的各种代表证中也没有发现尼科尔斯基的证件。”

卡尔图诺娃提出带有一定程度推测性的结论

卡尔图诺娃博士在文章最后指出,“尼科尔斯基,看来就是奈曼—尼科尔斯基 弗拉基米尔 阿布拉莫维奇,又叫贝格?维克托 亚历山德罗维奇(1898—1943)。1921年加入俄共(布)。上过三年赤塔商业学校。1919—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部队服役。有资料表明:至少 1921年贝格在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1921—1925年,奈曼-尼科尔斯基在满洲工作。1926年夏天从哈巴罗夫斯克抵达赤塔。1938年遭到逮捕并被判决参与了托洛茨基反对派,死于1943年。后来,在其死后,得到平反昭雪。”但她声明这一结论是作为一种说法提供给读者们的。

因为不掌握尼科尔斯基的照片,所以 ..卡尔图诺娃博士引述了包惠僧和张国焘对尼科尔斯基的形象的文字描述来弥补缺少尼科尔斯基照片的遗憾。她还断言“在档案史料中找到任何更加准确的有关尼科尔斯基的材料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因为据我们所知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档案馆里也没有尼科尔斯基的个人档案卷宗。”她在《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一文的最后,希望尼科尔斯基健在的亲戚以及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发现有关尼科尔斯基资料的历史学家们能够将有关他的信息和资料提供给她。

卡尔图诺娃博士在《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一文中有关尼科尔斯基身份的解说被广泛引用。然而,17年之后, 卡尔图诺娃所发现的有关尼科尔斯基的新的档案材料又推翻了她在《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一文中所提出的“在档案史料中找到任何更加准确的有关尼科尔斯基的材料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因为据我们所知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档案馆里也没有尼科尔斯基的个人档案卷宗”。

终于发现尼科尔斯基的珍贵档案

2006年, 卡尔图诺娃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找到了她梦寐以求的尼科尔斯基的珍贵档案资料,从而使尼科尔斯基的真实身份更加翔实和准确了,正如她在俄文杂志《远东问题》2006年第4期上所发表的《奈曼—尼科尔斯基——中共一大参加者》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现在,多亏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才使我们对尼科尔斯基在去中国之前和从中国返回苏俄之后的情况有了更加全面了解的可能性。因而,我们现在对奈曼—尼科尔斯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刻画:弗拉基米尔?阿布拉莫维奇?奈曼—尼科尔斯基,又叫维克托 阿列克谢耶维奇 贝格,1889年2月10日出生于外贝加尔省巴尔古津地区奇特坎村,他出身于一个小市民家庭,上过三年的赤塔商业学校,1912年至1916年在赤塔市的一些私人商店和阿穆尔铁路斯贝尔加车站任店员和雇员。1916年至1917年在第16西伯利亚预备步兵团和第516乌法预备步兵团任列兵。1917年至1918年,复员之后在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些私营企业里任职员。1918年至1920年,先后在白匪军第 31赤塔步兵团和白匪军谢苗诺夫部犹太人独立连任列兵。1920年 4月随同整个犹太人独立连投向红军。1920年至1921年在雅科布松红军游击队(也就是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第24阿穆尔起义团第4游击队)任普通战士,1921—1923年在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情报部服役,然后在第5集团军参谋部下属的情报部服役。1921年加入俄共(布)。”

卡尔图诺娃在文中指出,她曾经跟高级研究员 帕拉季佐娃一起作过一个推测,认为“1921—1925年尼科尔斯基在满洲工作,1926年夏天从哈巴罗夫斯克抵达赤塔”,“但是我们现在掌握的新材料证实不了这种说法。实际上,1921—1923年奈曼—尼科尔斯基在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参谋部情报部服役,然后在第5集团军参谋部情报部服役。从那时起一直到自己的仕途终结他将自己的生命同苏联远东地区的情报和反间谍机关拴在了一起。1922—1925年,他在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远东边疆区分局情报科服役,1925—192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远东边疆区分局反间谍科全权代表,1926—1927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赤塔分局反间谍科全权代表,1927—1929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反间谍科全权代表和高级全权代表,1929—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驻格罗杰科沃车站全权代表,1930—1932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远东边疆区分局反间谍科科长,1932—1933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远东边疆区分局外国人科科长,1933—1935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局服役,1935—1937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七处任职。1938年2月23日奈曼—尼科尔斯基 弗翸阿在哈巴罗夫斯克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逮捕,罪名是‘积极参与了托洛茨基恐怖组织的间谍破坏活动’。1938年9月21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巡回法庭的判决,尼科尔斯基被认定犯有如下罪行:‘自 1931年起积极参与托洛茨基恐怖主义组织的反苏活动,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远东边疆区机关从事颠覆破坏活动’,并且参与了替日本情报机关效力的间谍活动,判处弗 阿 奈曼—尼科尔斯基死刑,判决于当天在哈巴罗夫斯克得到执行。被捕前奈曼—尼科尔斯基已经是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的一名大尉。1956年11月8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决议,‘由于缺少犯罪要素’,奈曼—尼科尔斯基揠弗?阿被平反昭雪。”

尼科尔斯基的真实身份乃是一名苏俄情报人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共一大参加者尼科尔斯基的真实身份乃是一名苏俄情报人员。

首先, 卡尔图诺娃博士所发现的上述有关尼科尔斯基的珍贵档案资料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正如她本人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清楚了:奈曼—尼科尔斯基在前往中国之前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情报侦察工作经验了。”

其次,曾经同尼科尔斯基打过交道的中共一大参加者对他的印象和回忆,也从侧面印证了他的苏俄情报人员的身份。比如,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提及,因为1921年10月中旬他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准备去苏俄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陈独秀让他“去见尼科罗夫斯基,以便解决旅行上的技术问题”,“尼科罗夫斯基引我到他的工作室坐下,开始用他那生硬的英语和我交谈。他将中俄边境满洲里一带的情形摘要相告,并问我是否已准备了御寒的衣服。我答称一切均已准备齐全,可以即日启程。他便从抽屉中取出一张极普通的商店名片,指点着说:‘这张名片就是你的护照,上面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针孔乃是暗号。’要我持这张名片,用不露形迹的方法,去找满洲里某某理发店的老板,由他护送过境等等。”张国焘对这个人的感受是:“这位俄国人,平常不见他多说话,只像是一个安分的助手,可是从他处理这一类的事情看起来,倒是精细而有经验的。”张国焘眼中的尼科尔斯基的这一形象,实际上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的良好技能和基本素质的表现和彰显。

再次,根据解密档案文献来看,在当时,苏俄情报人员被派遣来华工作的例子比较常见,比如马林写于1922年7月 11日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除了提及尼科尔斯基之外,还提到了一个人福罗姆别尔戈,“在此期间,赤塔来的弗莱姆贝格同志为工会国际工作,我也经常与他合作”,马林这里所说的“弗莱姆贝格同志”,就是 .福罗姆别尔戈,此人于1921年1月受驻赤塔的赤色职工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派遣来华工作,其主要任务是在上海跟维经斯基保持联络,而此前 .福罗姆别尔戈一直在俄共(布)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东方民族部情报局工作,他的真实身份也是一名苏俄情报人员。

最后,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十月革命成功之后新生苏维埃政权所处的内外困境,迫使苏俄领导人推进实施世界革命战略。为了向中国的革命组织宣传马列主义和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考察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乃至共产党的可能性,同时为了准确选择和确定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未来中国盟友,苏俄特别需要准确而全面地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同时在中国进行有效的革命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然而,在当时特殊的时期而又错综复杂的中国国内状况下这些工作又无法大张旗鼓地公开进行,因此被派往中国开展工作的人员往往是复合型特殊人才,他们往往不仅执行共产国际交办的任务,而且还履行赤色职工国际赋予的使命,同时他们又是一名苏俄情报人员。解密档案材料证实,当时苏俄有一大批像尼科尔斯基那样的肩负多种使命的复合型人才在中国各地开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