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康献皇后褚蒜子爱装糊涂 为求暂时和静

原来呀，装糊涂，不死磕，为的是求个暂时和静，坐等出现转机。有成语曰“难得糊涂”，是指一个人在应该糊涂的时候装一下糊涂，那就很难得。东晋中期的康献皇后褚蒜子，可谓个中之集大成者，《晋书》说她“聪明有器识”，或正是缘起于她装了四十年糊涂。

褚蒜子，“少以名家入为琅邪王妃”。其父褚裒，跟杜乂齐名。当时的琅邪王叫司马岳，是晋成帝同母弟。也就是说，她跟杜陵阳是妯娌。

晋成帝临死前传弟不传子，是否寄希望于这个弟媳，无从查考。不过，此举的前瞻性还是值得肯定。咸康八年(342年)，司马岳即位，是为晋康帝，褚蒜子顺理成章做了皇后。东晋的皇帝个个寿命短，司马岳也不例外，在位两年，又呜呼哀哉，其子司马聃即位，褚蒜子升格皇太后。

永和元年(345年)，在诸大臣求恳之下，褚蒜子开始临朝摄政。这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什么事呢？荆州刺史庾翼死了。荆州乃朝廷战略命门，历东晋百余年，谁掌握了荆州，谁就是大拿。本来也没啥，庾翼死了，再换个统帅，难就难在庾翼死前上了表，请求让儿子庾爰之接掌荆州，开了藩镇世袭的恶例。庾家以外戚跻身权贵，和王、谢鼎足而三，是否允准，需要褚蒜子决断。

朝议时，辅政的何充推荐桓温，丹杨尹刘惔明确指出桓温有野心，不可大用。面对纷争，褚蒜子第一次装了糊涂，同意由桓温执掌荆州。至此，庾氏式微，再也没了昔日风光。此次装糊涂，褚蒜子收获颇多，既削弱了庾氏势力，又安抚了王、谢以及吴地士族的积怨，看似顺应了清谈人士的建议，不经意地却起用了实干派。要知道，桓温恰恰就是实干派的代表人物。

《世说新语》有载，某日大雪，桓温打猎，碰到王濛、刘惔等人。刘惔见桓温一身戎装，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温说：“我若不为此，卿辈那得坐谈？”如其所言，桓温在荆州的确做了不少事。永和三年(347年)灭成汉，为朝廷取了巴蜀；永和十年北伐关中，差点就收复长安，灭了前秦；永和十二年再次北伐，战绩更牛，伊水一战，大破姚襄、成功收复洛阳。试想，如果不是桓温东征西讨、以攻为守，清谈派何以坐享安逸生活？

褚蒜子第二次装糊涂，是在永和五年。斯年后赵皇帝石虎病死，北方大乱，正是用兵之时，桓温随即上表要求北伐。蹊跷的是，他的奏疏被留中，褚蒜子既没答应，也不回复，却采信了父亲褚裒的征讨请求，结果惨败，京口守备力量严重受损，褚裒亦愧恨而死。此役的失利，冒进是主因，缺乏协同，但是褚蒜子应该还有着其他方面的考虑，她不可能存心害自己的父亲，更不可能存心拿家国社稷当儿戏，她不过是担心重蹈王敦之乱的覆辙罢了。

东晋是个奇怪的政权，它的稳定运作，取决于各方的妥协，任何一方坐大，都将打破平衡，引发危机。当初祖逖、王敦很牛，晋元帝睡不着了；后来庾亮当权，振作帝室，士族集体睡不着了。前车之鉴，褚蒜子不能不慎重。

如果对桓温不加抑制，王、谢两大族就会捣鬼；如果自己代表帝室过分集权，这“三驾马车”就会枪口一致对付自己。不如装糊涂，假装不知道有桓温的奏疏，以京口之兵就近赴彭城参战，以殷浩守扬州专门制约桓温。这么一来，北伐之民意，士族之怨怼，桓温之狐疑，都能有所交代。

褚蒜子在位四十年，曾三次临朝，扶立六帝，为了实现她的所谓“坤道”，几乎一直在装糊涂。咸安元年(371年)，桓温用郗超之策，“废帝以立威”，将皇帝司马奕废为东海王，改立司马昱为帝(简文帝)。当时褚蒜子正在佛屋烧香，内侍启云：“外有急奏”。她倚着门框看了数行，即说“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笔答奏云：“未亡人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桓温开始时怕太后不同意，“悚动流汗，见于颜色”，等到诏书出来才放心。

原本怀疑还答应，又在装糊涂，她不能不装！其时桓温不仅握着兵权，朝廷中枢亦尽在其手，不装，立马就要生乱。她在最后一次临朝诏书中曾解释，“但暗昧之阙，望尽弼谐之道”。原来呀，装糊涂，不死磕，为的是求个暂时和静，坐等出现转机。果不其然，次年司马昱忧愤而死，谢安因遗诏而上位。褚蒜子随即联手谢安与王坦之，成功狙击了桓温的野心，使晋室重获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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