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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

来源:历史趣闻2018-03-19 09:01:17责编:admin人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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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于立群回忆: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老在当年春天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300周年而作的长文,脱稿于1944年3月10日。经过几天修改,郭老把他送交当时在重庆的董必武同志审阅。没有想到,交稿后的第三天,《新华日报》就全文连载了。自3月19日刊出,连载4天,到22日全部载完。文章一发表,国民党方面立即有人出来干预,说这篇东西是“影射当局”。3月24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竟专门发了一篇社论进行攻击。反动派的尴尬实在令人悯笑,自然这也正从反面证明,这篇文章写对了。敌人感到窘怕,而人民是欢迎的。

不过,郭老更没有想到,仅隔20天,毛主席就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提到这篇文章,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不久,林伯渠同志自延安飞抵重庆。林老亲自告诉沫若同志,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并且已经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普遍印发。这些消息给郭老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他从内心感到欣慰,他的这篇文章符合了党和人民的需要。

1944年8月下旬,郭老收到了周恩来同志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屈原》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郭老当天即给毛主席、周副主席和许多在延安的朋友一一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12月,郭老收到了毛主席11月21日写的复信。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做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 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 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廿一日,于延安。

毛主席在信中所说“恩来同志到后”一事,是同年11月间的事情。周恩来同志于11月10日夜从延安飞回重庆。第二天,郭老在住处天官府4号,为刚从桂林抵渝的柳亚子先生洗尘,周恩来同志也赶来参加。席间,周副主席畅谈延安近况,件件振奋人心的消息,顿时给小小“蜗庐”带来了光明。郭老在事后追述道,由于周副主席的参加,“友朋皆甚热烈狂欢”。他并赋诗以纪念当夜的欢聚,纪念周副主席的归来,诗中称喻周副主席为手持火炬的人:

顿觉蜗庐海样宽,

松苍柏翠傲冬寒。

诗盟南社珠盘在,

澜挽横流砥柱看。

秉炬人归从北地,

投簪我欲溺儒冠。

光明今夕天官府,

扭罢秧歌醉拍栏。

毛主席在信中说大家都希望能见到沫若同志。郭老又何尝不是时刻向往着能再见到毛主席和延安的同志们呢!郭老和毛主席1927年在武昌分手后,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抗战爆发后,郭老只身从日本回到祖国。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渴望能够奔赴延安。那里有他阔别10年的北伐战友,那里是抗日救国的保垒,是中华民族的希望。1938年,郭老曾作一首《陕北谣》,表达了他这种心情,其中写道:

陕北陕北朋友多,

请君代问近如何?

华南也想扭秧歌。

陕北陕北太阳红,

拯救祖国出牢笼,

新天镇日漾东风。

然而,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的。郭老的行踪,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甚至每当暑季日军大轰炸,我们被迫到距离重庆市区才几十公里的赖家桥避居时,国民党特务便立即放风说:“郭沫若要逃跑”,“要出青木关造反啦!”当时,我们只能翘首北望,却奋飞不得。为此,郭老曾无比感慨地说:“此乃无望之望也。”1945年,我们渴望见到毛主席的心情终于如愿以偿。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不顾个人安危,飞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郭老和我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赶到机场迎接毛主席。

9月3日,我们接到通知说,毛主席下午要到天官府来,看望各界人士。朋友们立即奔走相告。后因当天有胜利大游行,车辆无法通行,聚会地点临时改在毛主席的住处。郭老和我立即动身,步行赶到主席住处。当时在座的还有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等位。

记得周谷老操着很重的湖南口音先问毛主席:“过去您写过诗,现在还写吗?”

主席风趣地说:“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

大家都笑了。

接着,毛主席便和大家畅谈起来。毛主席阐述了北伐战争失败的原因,并转身向坐在他左侧的郭老说:

“你写的《反正前后》,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

毛主席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谈到了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的愿望,他明确地指出:

“共产党,是私的?还是公的?无疑是人民的,党的作法,应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好处为原则。如果做来对这些都没有好处,我们就需要改正。”

最后,毛主席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和平总是要到来的,然而要达到目的是很不容易的。

毛主席谈完后,又谦虚地征求大家的意见,请到会人士发表看法。

郭老听觉不好,特别用心地听着毛主席的每一句话,注视着毛主席的每一个手势。他看到,毛主席用的是一只旧怀表,会后便把自己的手表取下来送给了毛主席。

9月9日,郭老和我在红岩村再次见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晚餐时,大家谈起郭老在文化界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毛主席很同意郭老的见解,认为态度应该强些,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毛主席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和毛主席的这几次见面,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主席当时的形象,至今仿佛出现在我的眼前:穿着延安宽大的灰布制服,态度平静、谦虚,举止沉着、稳重似乎总在不断地思考着问题,对前途充满了信心。